作者：杨武金、梁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近代中国，西方逻辑学东渐，时人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过程中较多采取中西比较的研究范式。受这一传统影响，在后续应用过程中，出现了片面追求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学之“同”，对两者之“异”重视不够，甚至为了“同”而牺牲“异”的现象。然而，中国古代的哲学辩论并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辩论，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也不等同于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中国古代思想有自己的政治伦理、思维方式和语言哲学。对于片面“求同”的研究现象，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其弊端，进而出现了与之相左的现象：侧重“求异”或拒斥比较研究等。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模式都可能会遮蔽中国古代逻辑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种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视野或路径。

　　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现象的总结

　　随着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应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进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出现了单一运用西方传统逻辑知识框架抑或现代逻辑推演系统来解读中国古代逻辑的现象。单就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一套完整论式来说，中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话语体系是以符号语言和形式逻辑作为基础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演绎分析、科学理性；中国话语体系则是基于汉民族语言的象形文字和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并重的思维逻辑基础，中国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归纳、辩证整体。因此，单一地追求中西逻辑思想之“同”，难以揭示中国古代哲学、逻辑思想的全貌。

　　这种现象也受到哲学领域其他学者的关注，部分中国哲学、伦理学学者提出，仅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诸子的哲学思想是不全面的，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都有可能遮蔽古典概念本身丰富的内涵和语义，不能简单地套用形式逻辑的模式来理解中华经典中的思想观念。譬如，墨家“明同异”思想以及《吕氏春秋》中“类”的观念，这一类思想观念虽然与西方逻辑思想类似，但仅从西方逻辑学视角来解释中国经典的哲学思想，很难窥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质尤其是政治伦理主张和道德实践价值，难以自觉联系到中国古代逻辑应用的具体历史情境、特定语境和实践场合等实际。总之，这种单一的“求同”范式，难以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本土特点，易沦为方枘圆凿之说。

　　科学合理的比较研究，需要做到“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这是比较研究的总目标。在逻辑比较研究过程中，有时重在识别“同”，有时侧重辨明“异”，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判定。单一片面地“求同”或“求异”，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来说都是不科学的。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需要在与西方逻辑学作比较的同时，还需要对中华经典文献进行广义论证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不能片面地以西方逻辑学的理论框架为参考，而应该立足于中华经典文献本身，并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古人自身对论证的理解及其论证实践出发，尽可能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这种“广义”的逻辑观研究与单一的比较研究范式不同，或将为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开辟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建立在广义论证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所有符合广义论证理论的古代文献都是可以研究的中国古代逻辑史资料。粗略地说，它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类：第一类是有关广义逻辑的理论论述，主要是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文献；第二类是中国古代的广义论证实践，如大量先秦诸子的著述，围绕某些观点论争的历史事件等。目前已有学者从广义论证的视角出发，对《墨经》《鬼谷子》《论衡》《战国策》等经典文献开展初步研究。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按照时间线索梳理文献史料，将之清晰化、系统化、完整化呈现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轨迹，且给出了既包含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学说体系，也包括《易》及其他名辩学说等经典文献的范围。总之，立足中华经典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支持，已有了立足经典文献建构中国逻辑学说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初步愿景。

　　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路径的再反思

　　中华经典文献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梳理研究工作可谓艰难。目前研究成果所涉猎的文献倾向于逻辑思想比较突出的文献案例，大多还是碎片化、未成体系的，较难呈现出一条清晰确切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之间逻辑思想关联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的思路和方法，难能从历史广度中看清一种逻辑思想的传承演变及其现实价值。此外，在立足中华经典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时，又容易出现拒斥中西比较研究或者片面“求异”的现象，这也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逻辑的价值和意义。需要科学合理地应用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既要看到中西逻辑思想的相通性、一致性，也要明确各自的个性和特点，并结合具体研究的问题进行实际展开，力图实现中西逻辑思想的交流对话与互补共进。在运用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情境。百家争鸣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救世”的现实诉求对于诸子言说论辩、思想交锋起到了支配和驱动作用。将中国古代“名”“辞”“说”“辩”的逻辑规则与西方的形式逻辑进行比较时，忽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应用和发展的具体实际境况，诸子的政治伦理主张，中华民族的思维偏向等问题，难能窥见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样貌。

　　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不仅有言说论证需要遵循的逻辑规则，还包括明辨是非的标准以及政治伦理的应用逻辑等，这其中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之处，更深层地揭露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广泛存在的政治伦理主张和道德价值标准。譬如，理解了墨家“利民”的哲学理念才能全面理解墨家“真”的概念，讲通《墨经》中所说的“盗，人也”但“杀盗，非杀人也”这种“侔”式推论“是而不然”（前提真，结论假）的情况，墨家强调兼爱、周爱以天下人互惠互利为结果，盗危害国家和百姓利益，爱盗的“爱”是体爱、别爱，所以爱盗不是爱人，墨家在此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价值判断标准。可见，墨家已将有效推理论证的语形与判定是非的语义统一起来加以实际应用，将逻辑论证、是非判断与政治哲学观贯通起来，以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

　　墨家逻辑正是从推理论证的形式有效性（语形）、是非判断标准（语义）以及政治伦理的应用逻辑（语用）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支撑。再如，理解了墨家不仅有明辨是非真假的矛盾律和排中律思想、理性求真的品质，亦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主流的辩证思维，才能讲通为什么《墨经》既讲“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论双方必有一真一假，“辩”学要“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也讲“同异交得”，“权者两而勿偏”，考虑利害两边各不偏废。可见，中华文明话语体系背后有“非此即彼”的逻辑规则也有“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以话语体系建构为视野进行研究，或许更容易看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真实性、本土性、应用性的元素，同时不失中西比较的方法，为中国古代逻辑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多元动力。

　　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路径的展望

　　基于学者明确提出的回归立足中华经典文献，做中国本土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想法和成果。笔者在梳理关于话语体系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已有学者关注到话语体系与逻辑规则之间的关系，提出话语和话语体系背后是概念范畴与思想理论的支撑，而概念范畴的主要支撑力量是逻辑规则；话语体系是按照思维逻辑和表达形式建构起来的；话语的内核是价值，价值是话语的导向和依归等论点。但目前针对话语体系与思维逻辑的论点只是零散分布于其他研究成果中。鉴于此，笔者认为，话语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和思维方法来表达思想观点与情感价值的话语群，合乎道理、说服力强、可信度高并表达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背后是以彰显民族特质的思维逻辑作为支撑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古代逻辑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并未随着学派的衰微而磨灭其一脉相承的思想。诸子百家不仅彼此影响，也都继承了中华先民的思想精华。譬如，墨家逻辑的形成不仅受到老子、孔子等思想学说的影响，向前追溯还有更深远的思想渊源。《诗》《书》《易》《礼》等中华经典文献中的言说论证方式，运用的思维逻辑，对墨家学派产生了重要启发。百家争鸣的论辩之风不仅对以墨家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的最终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也深刻影响了诸子的思维方式，借助诸子之间言说论证和思维逻辑的交锋碰撞得以传承与发展，铸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

　　中华经典文献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逻辑是建构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支撑。立足中华经典文献，聚焦中国古代逻辑的重镇——墨家逻辑，以其形成与发展为研究线索，探索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应用、影响与发展。梳理不同时期中华经典文献中碎片化、未成系统的逻辑思想，并对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之间的逻辑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结合现实境况，总结其中发展演变的联系和规律，从语形、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呈现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的一条线索，也是探索中国古代逻辑现实价值的一条思路。

　　总之，中国古代逻辑虽是关于言说推论形式的学说体系，但纯粹的形式逻辑、演绎分析，无法真正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真实样貌。以墨家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不仅具有保证推理论证形式有效性的逻辑规则，更有语义、语用的成分，其背后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标准的政治哲学思想融贯其中。思想学说的最终目的是把思维逻辑作为工具方法，解决不同时期具体的政治伦理问题，正如墨家所言，辩学“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处利害，决嫌疑”，解决社会治理中具有复杂性的大问题，这也决定了在新时代实现中国古代逻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回应现实需求的重要价值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墨学核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021GS01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