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清雯、傅永聚（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人们总会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在世界最古老的四大原生文明形态中，最早显现文明曙光的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一带），因为持续不断的战乱而早衰，人们迄今已经无法识别巴比伦文明的遗址；埃及文明显然已经伊斯兰化；印度文明的发展多次被打断，甚至连印度佛教也转移到中国，以禅宗的新形式得以延续回传；稍晚一些曾一度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也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中断，中华文明则是迄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连续发展的文明形态。

　　灭绝了的那些古文明当然是由于受到外来挑战势力强大和内部应战系统崩溃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汤恩比《历史研究》）。但真正决定文明生命力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文明自身的特质，包括动力机制、调适机制和一贯品格。文明或自决中断、灭亡，或自决持续、新生，这是因为一种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身创新力的丧失导致其生命力的终结；反之，其生命力的持续取决于其创新力的活跃。我们可以把文明内部这种建立在自省自纠基础上的创新力称为自我革新的能力，简称为“自新力”。

　　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曾无数次遭遇来自内外的严重挑战和近乎中断的威胁，如匈奴破塞、五胡南下；尤其是近现代，西方列强的暴力殖民，使中国处于被分裂的黑暗境地，内忧外患；西方文明挟器、力之强摧毁了数千年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领先发展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在那样一个以“反传统”为主潮的时代，对民族文化采取近乎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使许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几近断裂。但中华文明最终还是战胜了这些挑战，在应对中硬挺了过来，绵延不绝，一阳来复。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它归功于中华文明肌体内在具有的强大自我革新能力。这种“自新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道“大生”，地道“广生”，人法天地，那么，人道自然也是“生生”的。中华文明向世人展示的是一派生机勃勃、流转不息的生命之图，她具备顽强的“创生”和“再生”能力。

　　首先，重视新生命的缔造、新事物的产生。中国古代哲学讨论宇宙起源的“气”，本身就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物质力量”。“太一生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创生过程由简单到复杂。朱熹释“仁”为“核儿”“种子”，说明仁学本身就是“生命之学”。中华文明由当初的“满天星斗”，到西周的礼乐文明、汉唐盛世，再到今天的灿烂辉煌，一路走来，绵延五千多年，始终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面对何种艰难困苦（甚至死亡），都以“生”的视角看待生存与生活，而且尊生、重生。生命从无到有，中华文明往往在生死交替、新旧交替之际，“否极泰来”“原始反终”，以循环往复的形式不断获得新生，实现生生不息。

　　其次，允许人类社会与万事万物多样性共生。中华文明具有乐生、厚生的品质，坚持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道，崇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理，善于自省改错，跟任何其他文明形态不对立、不排斥、不分争；以“内自省—外求和”的方式处理事情，调和内外各种因素，在渐变中引进、融合其他文明的同时，能守住自己文明的主流，不断赋予其新生力量。中华文明历史以开放的心态，不仅使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而且积极容纳外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并加以吸收、转化，使之成为自身信仰系统的一部分，而没有出现不同宗教之间的残酷迫害和斗争；现在重新开辟“一带一路”，倡导共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世界和谐秩序。

　　第二，“变易”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调适机制。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而历史的时空总是在不断变换。适应变换，就需要形成相应的调适机制，而“变易”就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调适机制。一部《易经》，凝聚变易之理。古人观察天地，言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之理。自然和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万物有生有死，有盛有衰。在时间的洪流中，环境、条件、时势时刻在变，人焉有不“与时偕行”之理？以儒学的发展为例，孔子对三代礼乐因革损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形塑儒学，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中唐以后援佛入儒，儒学形态的每一次变换，都是一种“随时”“宜时”、变通创新下的质的飞跃。

　　文明是人创造的。中华文明调适新旧事物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冲突的“变易”精神，不仅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而且具有稳定性、安全性、长久性的特点。一是，中华文明求中、求和，变易时非常谨慎小心。《周易·系传》有云“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故要慎于动。这是一种在通晓变化之理的前提下，寻觅最佳时机，因势利导，不但适应变，而且引领变，让未变和已变都达到恰好状态的智慧。二是，中华文明以“守常”为纲，以“求久”为目的。天地变化有一个固定的法则，人类在识变、应变、求变的过程中，不管如何创新，不能违背宇宙的固定法则。否则，就会产生变乱而自取灭亡。

　　第三，“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贯品格。中华文明在处理“守成”和“创新”的关系方面，有着自己“守正出奇”的鲜明品格。通过一代代自觉地“史鉴”，汲取前人治国理政的得失，增加新的发展认知，导引人、事、物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守成”是指不抛弃传统的“常”和“故”。“创新”是指除旧立新的活动。“守成”和“创新”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古今、新旧的话题，一切创新都离不开传统的“常”和“故”。

　　从中华文明的源头组成来看，面对“商周鼎革”“周秦之变”的历史局面，在纳新、出新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都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思考。道家大道自然，坚信“敝则生新”；儒家积极入世，追求“咸与维新”“革故鼎新”；法家大刀阔斧，主张“废旧立新”。儒家还最早喊出了激进的创新口号——“革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激励着历代治理者顺应天命与人心，自觉求变，弃旧图新。“道尊于势，以道抗势”的革命精神更是哺育了无数中华英雄儿女，救亡图存，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反抗和推翻黑暗统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激烈的社会变革方式实现社会的良治。总体来看，历史上的创新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渐进式的维新；另一种是突变式的创新。前者在儒家那里体现得明显一些，后者在法家那里体现得明显一些。无论是渐进式的维新，还是突变式的创新，都没有完全抛弃传统，而是呈现出“应时”“尊古”相结合的特色。

　　总之，中华文明“自新力”的表现形态是：一方面，当传统社会（农业文明）处于相对“稳态”时，通过渐进式的自我纠偏、自我改良、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即以本土文明为主，包容、吸收其他文明，实现像滚雪球一样的内部壮大；另一方面，当社会形态无法容纳新生产力的发展时，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引进新的文明形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结合，突破所谓“超稳定”“停滞不前”的“内卷”，完成从旧社会形态向新社会形态的转变，保持“与时俱进”的势头。如今，中华文明以崭新的现代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东方发展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