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璟（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明代钱塘人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是一部中国文人养生巨著，也是一部奇书。其最奇最难得之处，是它参考和汇编前代数量极多的养生文献及相关论说，并统归于一个主旨明确的尊生体系之中。全书十九卷，可归为八笺：《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馔服食笺》《燕闲清赏笺》《灵秘丹药笺》《尘外遐举笺》。根据赵立勋等人对《遵生八笺》所作的校注，可知高濂在编著该书时，至少参阅了四百多种明代以前的文献资料。高濂在当时能有如此的阅读量，离不开他富裕的家庭及所拥有的丰富藏书。汪道昆在为高濂父亲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及，“及深甫（高濂字）生，盖夙昔才之矣。既就舍旁筑藏书室，贮古图书，其上为楼居”。可知高濂出生即坐拥专门的藏书室，长大后又尤其重视不断购置医书，这是养生奇书《遵生八笺》能够诞生的重要现实基础。

　　虽然《遵生八笺》汇编者众、旁采杂多，但若论其精髓，则无他，唯“闲”一字而已。当然，通俗看来，该书主旨顾名思义，以尊生、养生为主旨。养生固然是其主题和落脚处，但若无“闲”字作底，则该书的皇皇养生之论也只会是泛泛而谈罢了。其实，对于这层意思，高濂在《燕闲清赏笺》开篇就作了一个貌似轻描淡写，实则意蕴深远的提拈：

　　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而闲者匪徒尸居肉食，无所事事之谓。俾闲而博奕樗蒲，又岂君子之所贵哉？孰知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斯得其闲矣。

　　在高濂看来，“养性”“悦心”“怡生安寿”，也即通俗意义上的养生追求，其实是可以通过“闲”来达成的。而至于什么是“闲”，开头那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含蓄蕴藉的回答：“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这句话中的四层意思，正是从四个维度“定义”了“闲”，即心的维度、身的维度、消极维度和积极维度。这四个维度简明又深刻，笔者在此称之为“闲”之四义。

　　“心无驰猎之劳”，是就心神的维度而论闲。驰猎，即驱马行猎。这本是身体运动，何以在此形容心神？这种联系最早或可追溯至《道德经》的“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直接的关联是驰猎或畋猎时因为剧烈运动，容易鼓荡心神，所谓“令人心发狂”。而更深层的关联，是行猎这种行为本身，是激烈且刻意地追捕猎物的行为，即一种“逐于外物”的行为。逐于物内化为心理中的有待于物，往往表现为胜负欲、占有欲，是“闲”最大的敌人。有此心态，则无闲可言。这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日常所谓的休闲活动，是否真的“得闲”。

　　比如，人们日常所说的闲下来，只是指从强制性的工作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摆脱工作的枷锁后，人们所从事的一些休闲活动，无论是中老年人的打牌打麻将，还是青少年玩电子游戏，突出地表现为“驰猎之劳”，都带有强烈的胜负欲和得失心。饶是广场舞、写字作画等休闲活动，如果汲汲于胜人一筹或从众合群，都不免与休闲真义背道而驰。在社会物质生活已然比较富足、法定节假日增多的今天，从工作的忙碌状态中摆脱出来相对容易；但如何挣脱心理忙乱的桎梏，真正能得闲、用闲，反而因为面临更多的欲望和诱惑，而成为应自我审视的课题。

　　“身无牵臂之役”，是就身体的维度而论闲。“牵臂”一词应来自成语“牵黄臂苍”，即手牵黄犬、臂擎苍鹰，原义是形容打猎，后来引申为追逐名利之喻。可以看出，这里的“牵臂”和之前的“驰猎”同义，其实是一种互文关系。心和身在古人的认知里绝非二元的分而论之，而是身心合一的。我们之所以以心、身两个维度分而论之，只是为了具体阐释的方便。或许因为“牵臂”一词更突出了肢体行为，所以也被高濂用来表述让人不得闲的身体因素。这一表述的核心，在于反对身体因为追逐外物而被役使，而非反对让身体有所为甚至有所劳累的所有行为。这也和人们日常认为的休闲中的身体状态不尽一致。

　　尤其在“宅”“躺平”等文化意识风行的今天，更应该反思休闲中的身体状态。无论是“宅”还是“躺平”，都突出地指向身体的封闭和静止，但这类状态只是表面的“闲”，其内里未必能真正得闲，甚至更可能正是高濂在数百年前就批评过的“尸居肉食，无所事事”之状态。相反，如果是在从事自己所热爱之事，那么，身体的剧烈运动只是增益自身的愉悦感，甚至身体上的劳累也是一种幸福的疲惫，这是不为外物所困缚的身心合一状态，也是真正的“得闲”。这时，身体不是被“牵臂”式的役使，而是回归到被我们自身的生命所使用的状态；或者说，此时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本身，“使用”就是“本体”。

　　“避俗逃名”是论“闲”的消极维度。其实，“闲”往往来自一种对世俗功名的无可奈何，甚至一种消极的抵抗。这一维度在追求休闲和个人自由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当代，往往会被忽视。就高濂来说，他付出极大心血编著《遵生八笺》，也有他个人身体和生活际遇的不得已而为之方面的原因。

　　高濂作为他父亲晚生的独子，生来身体羸弱，而且还患有眼疾。他在《灵秘丹药笺》中自述：“余幼病羸，复苦瞆眼，癖喜谈医。自家居客游，路逢方士，靡不稽首倾囊，以索奇方秘药，计今篇篇焉盈卷帙矣。”屠隆在其序言中也提到：“虎林高深父，博学宏通，鉴裁玄朗。少婴羸疾，有忧生之嗟，交游湖海，咨访道术，多综霞编云笈，秘典禁方。”正是出于对自己身体的忧患以及对家族传承的使命，高濂才对医学药典和养生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外，在被当时文人极为看重的科举之路上，高濂不但屡试不第，更是因科举奔波而不能在妻子辞世之际陪伴在旁；后又奉父命异地待官，却在此期间又遭丧父之痛。所以对高濂来说，功名既求而不得，又带来诸般苦痛，于是他在《四时调摄笺·秋卷·秋时幽赏》中感叹“利名误我不浅”。应该承认，“闲”确有无可奈何、退而居之的消极维度；但承认并悦纳这种消极，实则是给人们的生命体验和价值体认提供了一个自在自得的安顿之处。

　　“顺时安处”是论“闲”的积极维度。这一维度往往表现为中国古典美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是对人生在世修身养性的必然要求。在这一点上，儒道释三家有着共通的追求，并有相似的休闲审美的话语表述。儒家所说的“无入而不自得”，道家推崇的“逍遥无待”，以及佛家所言的“随缘任运”，皆与“顺时安处”同理。在这个维度上，“闲”就表现为一种高蹈的价值引领。对于作为理想的“闲”，高濂在所作诗词中多有颂歌，如《风入松·闲适十首·其十》：

　　青襟耽误十年余，宇宙身迂。翰墨虚为湖海客，前津始悟迷途。寄傲且看山水，消忧漫托琴书。倦将短发为人梳，世故休羁。身学偷闲心学懒，萧然物外闲居。建业何妨饮水，武昌不羡多鱼。

　　就像很多前代文人一样，在历经人生沧桑后，高濂将为功名事业而湖海漂泊的生涯视为“迷途”，而将“物外闲居”作为人生的根本与归宿；在此，“闲”不再是对功名无可奈何的退路，而是超越世故的终极价值。

　　纵览《遵生八笺》，无外“闲”之四义。如果为这里的“闲”之四个维度做一示意图，则心、身维度各居左、右，积极、消极维度则分列上、下。以此四方为模型，亦可容纳《遵生八笺》驳杂庞大的内容体系：《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燕闲清赏笺》《尘外遐举笺》重在心之维度，《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馔服食笺》《灵秘丹药笺》偏于身之维度；心之维度者多积极引导意，身之维度者多消极防范意。质言之，这四方宇宙其实是以高濂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身心之间、进退得宜，而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