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耕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必要条件，也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重要原因是两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系统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机理，对于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价值目标：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具有相通性

　　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充满着各种罪恶、苦难和仇恨。面对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公和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社会上不断有人发出抗议和批判的声音，并且憧憬能代替这种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未来。在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通过《理想国》阐发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中世纪，奥古斯丁用“上帝之城”宣扬他的理想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无产者迫切希望改造现存社会并建立理想的新社会，这就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理想蓝图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天才思想，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面对时代提出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倦的理论求索和实践体验，特别是通过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考察与总结，实现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进而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创立了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解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千古之谜。他们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即未来社会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阶级和国家消亡，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民族，在历史上产生过许许多多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状况作出过各式各样的具体而生动的描述。这些蓝图或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利益和诉求。最早，古代先贤们在《诗经》中展开了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诗经》中有一首题为《硕鼠》的民歌，表达了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无比憎恨，同时流露出了对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理想社会——“乐土”的向往。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心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其中儒家的大同思想最完美、最经典，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以后历代关于理想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中国古代，除了儒家描绘的大同社会外，文人士大夫面对无法改变的黑暗社会现实，常常创作、塑造与之对立的美好世界，以此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面对晋宋易代的战乱局面和农民逃亡的苦痛，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桃花源记》。总之，中国的“大同思想”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渴望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建立平等幸福的理想王国的愿望。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共产主义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作为中国古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的世界。尽管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是，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都是对社会发展未来状况的设计和描绘，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比如，都主张天下为公、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消除地区之间的人为阻隔，达到天下一家。这些共性使得共产主义的主张传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价值立场：人民立场与以民为本具有一致性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将社会历史看成诸如“绝对精神”“自我意识”“上帝创世”之类的精神发展史，看不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无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两个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人民立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他们人民立场的最终确立。在人民立场的指引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成果的生成正本清源，解决了历史由谁创造、依靠谁推动以及最终走向等问题。在历史创造者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既是人类历史的“剧中人”，每时每刻都在参与历史，又是人类历史的“剧作者”，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历史。在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依靠绝大多数人。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拯救英国要靠他们。”在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夏商之际还未摆脱神祇信奉，“殷人的统治是一种神权的统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将民众、人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拔到了极高的历史地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那个时代的警世名言。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在统治者为政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比如，贾谊提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在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对中，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民水君舟。明末清初，“民本”思想趋于完善。王夫之和黄宗羲进一步强调了“民”的重要性，把“君”从主体地位转到了客体地位。这是对封建制度中以“以君为主”为底色的“民本”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可以发现，“民本”始终贯穿于古代的政治思想之中。“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对于维护王权、稳定政治局面、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华传统文化以“民”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尽管“民本”思想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精英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维持他们的利益和统治地位而发展出来的，但是他们对民众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或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被中国人民所认可。

　　思维方式：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具有相似性

　　思维方式表征的是人们理解与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机械唯物主义用孤立、片面、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其思维方式具有形而上学性。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虽然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但是由于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导致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倒立着的，是一种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作为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强调从暂时性方面看待问题，主张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中理解世界、把握万物。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辩证理解人的主观创造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关系、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实践与人类文明进步关系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量辩证思维方法，尽管其文本表述和逻辑呈现还不太规范与系统，但充满深邃的理性思辨和灵动的哲学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方法在《周易》《道德经》等经典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其中蕴涵着“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与阴阳、刚柔相推相交的辩证思维。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常以“有”“无”等两两相对的范畴思考天道变易之理，表达对道的理解，阐释世间万物的变化、运动与联系。“有无相生”“福祸相依”等论断强调的是对立面的依存与统一，表明对立不是绝对的，对立面的依存是永恒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相反者相成。这种辩证思维方法积淀和熔铸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尽管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带有感性、直观等色彩，但其与唯物辩证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种契合关系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除了社会层面的原因，还有文化心理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目标的相通性、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以及在辩证思维方面的相似性为他们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内在可能性。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内在机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