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概念主要有地理、民族、文化、国体等含义，其中文化含义最为突出和普遍，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化或者文明共同体。中国之称为“中国”，主要包括诗书礼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体内涵。作为文化中国，其核心价值观就是中道。

　　“允执厥中”：尧舜禹禅让的核心价值理念

　　据古代文献记载，黄帝族最早发源于黄土高原，居于天下的中心地带，能够以中道治理天下。黄帝经过与炎帝、蚩尤的一系列部落战争，重建社会秩序，成为天下共主。成为天下共主后，黄帝以中道治国平天下，《淮南子·天文训》载：“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中央是土，黄帝是中央之帝，由后土担任辅佐大臣，手拿绳墨（法律）管理四方的国家。黄帝作为中央之帝，自身注重修身养性，正己以正四方，发展经济，施行政教，敦睦人伦，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下大治。因此，今天有学者通过比较五帝事迹指出：“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后世圣王都在黄帝的基础上以中道为价值理念治国平天下。

　　舜即位后践行中道以治国。《礼记·中庸》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郑玄注：“迩，近也。近言而善，易以进人，察而行之也。‘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论语·尧曰》载，舜在传天子之位给大禹时也曾言，“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又载，舜在传天子之位给禹时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只有精心一意，诚恳地秉执其中庸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里的“允执厥中”也就是上面的“允执其中”，由此可见中道是尧舜禹禅让的核心价值理念。

　　柳诒徵认为，尧舜之时定国名为“中国”，是尧舜针对人性的偏激之弊加以“矫正而调剂”，确立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和以尚中为教育的教统，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性和中国的国性，是“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本质。缪凤林认为，中国“历圣相传，皆以中道垂教，故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现，我民族能统制大宇，保世滋大，其道在此”。从夏朝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一共有25个朝代，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尧舜传承下来的“中道”立国传统，若隐若现，时断时续，一般而言，遵循中道则王朝兴盛，背离中道则王朝衰亡，历代王朝大都逃不出得“中”与失“中”所产生的因果律。

　　“宅兹中国”：天地之中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即“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何尊”是周成王迁都时所铸造的一个青铜器，这里的“中国”从上下文看，显然是指周王“宅于成周”，认为新建的都城成周是当时天下的中心，王朝的中央，即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是符合“地中”标准的地理之“中国”。

　　尧舜之后，王者就有以“地中”建国立都的传统。周人认为克殷称王要居天下之中，以“成周”为天下中心，体现了居中治国的政治传统。《周礼》“六官”之前都有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文字被宋儒称为《周礼》“二十字总纲”，集中体现了以中道立国的基本精神。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一词由“地中”“土中”引申为天地之中。《战国策·秦策》载：“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明确赋予中国以天下中心、枢纽的含义。《扬子法言·问道》言：“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李轨注：“中于天地者，土圭测影，晷度均也。”意为通过土圭测影确立的天地之中就是中国。《盐铁论·轻重》说：“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中国是天下中心，阴阳交合之地。石介《中国论》言：“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强调了中国为天地之中的含义。

　　“地中”“土中”本来是地理概念，后来被不断赋予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何弩认为：“地中是人间与上帝交通的唯一通道。群雄逐鹿中原，竭力垄断地中，就是以‘君权神授’的形式使王权合法化、正统化，形成中国早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精髓‘王者居中’，在形式上以地中之都、地中之国构成‘中国’概念最初始内涵，此乃‘中国’的由来。”“只有王者居中，才能保证君权、国祚、都城的命运受到天帝的庇佑，才能确保其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箫兵认为，寻找、选择这种具有“宇宙中心”性质的国都，“它的政治性跟它的宗教性是对立地统一着，它的现实性与超现实性是辩证地结合着的；换言之，它的神圣性是跟它的神秘性交错地互补着，它的科学性跟它的幻想性是紧密地相渗着”。“地中”“土中”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从酋邦向王国的演进中，显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有君权神授等观念上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有政治运作上的原因：镇守中央，便于威慑四方，也便于向属国征税征兵。求地中以得天中，方可天人合一，神民和谐，君权神授，同时居中央以治四方，方可内外远近，万众钦服，长治久安。

　　“中道”：内涵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主要包括诗书礼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体的内涵。《战国策·赵策》中说：“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其人聪明睿智，其用万物所聚，其礼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为远方所仰慕，为蛮夷所心仪。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周“夷狄”的差异在地域、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中国是以道德仁义为内在精神，以礼乐文明为外在形式，包含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文明形态，强调“中国”代表文明、代表先进文化，是开放、包容，与夷狄互动的文明共同体，集中体现在礼义方面。《公羊传》隐公七年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注，“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阐发了礼义为“中国”文明的基本内涵，这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柳诒徵认为中国概念虽亦有专指京师，但“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据此是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意即从地理方位看，“中国”地处中央，为天下之中；从文明视角看，“中国”实施仁德教化，是文明之邦。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用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又引用雷海宗所言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西方哲学家罗素还说过：“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一个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受到诸如昔日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说明作为文化或文明实体的中国具有主体性、开放性和坚韧性，能够吸收外来文化，而不被同化，顽强地生存下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位于今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于公元前4000年，消失于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文明”始于公元前3300年，消失于公元前1300年；“古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100年，消失于公元前525年。这三个文明古国在历史演进中因内部腐败、外族入侵等原因发生断代，如今已不复存在，而唯有“中国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断，发展至今。要理解“文化中国”，核心观念是“中”字。在中国文化中，“中”是最佳、最理想的，所谓“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文化中国的“中道”内涵一脉相承，几千年来没有根本性变化，是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至今的内在精神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