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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
有些人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或硬拧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乎等于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有日本学者甚至还认为《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为《孙子(和)平法》,云云。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演绎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当然,也不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的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
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意义做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合《孙子兵法》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法》的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战胜策”与“全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兵法》的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兵法》十三篇既为一个整体,而“谋攻”仅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篇》言争取主动权;《军争篇》言用兵常法;《九变篇》言作战变法,加《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兵法》主体思想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的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敌我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二十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有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显然也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