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本位”为特征的全球史研究，与专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以来国家间互动关系研究的国际关系学之间似乎正好“背道而驰”。但是，如果深入进去，人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必然的联系。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就认为，全球史成为世界史的新方向，这并非意味着整体性地描述过去，而是分析在特定领域和某种特定观念之下的国际关系和跨文化关联。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问题是技术与文化的传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超越文明界限的移民、文化适应与文化混合（“混合性”）以及清除环境影响。可以说，与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乃至国际关系史不同，全球史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了新的视域。

　　第一，全球史研究将“西方的崛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蔓延、欧洲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形成、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和冷战以及非殖民化运动及其结果等，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从而使人发现，从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到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世界上建立起主导地位，中间仅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中东、东亚乃至非洲等非欧洲地区，大部分依然处于本土力量的支配之下。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欧洲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垮掉了，只是由于美国出手相助，“西方”的优势才得以延续下来。而百年变局中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正在消解西方的优势，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向一个“正常”状态回归。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夸大了西方的历史作用和力量优势，简化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进过程，塑造了一种以欧洲历史演进为世界历史演进主线的世界史观。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欧洲国家在推动世界历史“大转型”方面的重要作用，也难以立即抛弃“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这种已经使用多年的世界历史断代标识，但我们应该看到将欧洲和北美历史还原为区域史之后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将是我们洞察当今世界走势的新起点。

　　第二，全球史研究把当今世界的“底色”更为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为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营养和更为多元的历史参照。所谓当今世界的“底色”，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蔓延到全世界之前及过程中非欧洲地区的组织状态。这些组织状态千差万别，有的是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而有的则依然处于部族社会状态，从而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构成多样化了，同时也使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简单的区分，并为无视这种复杂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构建制造了“软肋”和“陷阱”。从宏观上讲，在这一过程中，有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形成及边界的演进，中东和非洲等地部族社会的变迁，近代欧洲“文明标准”的衍生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日本等国家对欧洲“文明标准”的争相践行，东方文明古国的瓦解与再生，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历史遗产，等等。根据拉尔夫·布尔特晏斯的研究，“第三世界”的人民在对时间观念、文化边界与民族国家边界、政治及性别政治学、科学、宗教、移民和探险等方面的理解，与西方人都不一样。尤为重要的是，对比民族国家体系，他们可能更看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区分和界限，因为这是他们世界观的根源。许多政治冲突的焦点很可能依然是旧的忠诚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之间的斗争。全球史能够将人们所熟悉的“世界近现代史”置于一个更为多元和通透的视角之下，据此，“西方的崛起”不再是一个神话，非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历史中“跑龙套”的角色，从而把一个更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全球史主要关注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包括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国际移民与流散社群、跨文化贸易、物种交流与生态变迁、帝国扩张与殖民、不同区域的历史比较等，强调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并由此探求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这些关注点与百年变局中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直接或间接地“契合”在一起，为百年变局中国际关系历史性变革的现实研究和理论构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也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的谋划提供了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人口规模的增减、迁徙与族群结构的变迁，全球贸易路线和方式的阶段性演进，环境与生态的演化，传染病防治经验的梳理及“微寄生”与“巨寄生”平衡体系的维护，以及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跨国传播与全球治理，等等。

　　回望冷战终结之时，面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徘徊在“喜庆”与“失望”之间。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分别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两种论调，查尔斯·克劳塞默的“单极时刻”论也走红一时，而有一部分历史学家却注重探求全球史，试图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把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问题的来龙去脉展现出来，从而与今天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契合”在一起，为这个学科的再出发创造了一种前提。按照全球史家的理解，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人们自然会将目光转向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