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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二战前后兴起发展至今,政治心理学路径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经历了人格研究、认知研究和情感研究三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兼具国际关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特点。首先,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可接触性,相关心理学定量与实验方法不可直接操作。因此,间接的远距离研究方法较为流行,比如文本分析、专家调查数据分析、传统精神分析等成为主流方法论。其次,传统的案例及其比较分析,成为主流经验验证的方式。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可接触、政治心理变量是主流制度等变量的竞争性变量等特点,比较案例设计的政治学方法较为常用,这其实是一种定性比较设计。再次,政治心理变量的因果作用,需运用较为详细的过程追踪法进行辨析。最后,早期方法为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并结合了外交史、决策历史,近期开始使用综合案例验证、实验假设提炼、定量分析等多元方法。鉴于此,随着国际政治心理学多元方法的使用,未来国内学界应更多综合多种研究方法,如此有利于理论创新的科学性、精确性以及增进逻辑归纳和验证的力量。定性方法仍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主流,比如认知流派最为知名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是传统定性方法的代表。而以《国际组织》(IO)杂志2017年特刊为代表,最新前沿聚焦领导人、公众的行为决策偏好分析,体现了当今多元与综合方法使用的趋势,彰显了微观理论中定性与定量的相互补充。
精确描述解释对象和被解释对象
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强调领导人、政治精英心理变量的政治影响,但由于领导人心理变量的内隐、不可直接观察等特点,领导人心理要素及其类型的描述性分析,需要结合定性的逻辑抽象、归类等思维过程,最为基本的如概念化、类型设计,以及定量的文本内容分析、编码转换等技术操作。政治心理变量的概念化、变量化,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事实进行内涵、本质属性的抽象,同时进行特定的类型区分,比如领导人的性格类型是从定性分类到依据人格特质的分类。与此同时,政策偏好、信念体系的辨析,也需要文本的数据提炼。定量的文本内容分析结合定性类型辨析,可以更精确地区分领导人的类型,并提供技术方法的支持。
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情感模式等内隐心理变量,既可以作为一种影响政治后果的自变量,也可以作为政治现象重要部分的因变量,如何精确描述这种独特的微观心理事实,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心理变量的内隐特性,决定了需要采取更为科学的数据获取方式。许多政治心理学学者发展了各自的文本编码方式,这种基于文本测试的方式,并非直接使用人格心理学中普通人测试的自我汇报量表,而需要政治指标的转换以及数据获取方式的“远距离”技术操作。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分析领导人的政治心理特质依赖的数据来源更为多样,如公开言论、政府文本、网络数据等可获取的数据。
观察与提炼国际政治心理规律
从国际政治和外交现象中提炼出相应的国际政治心理规律,是针对特定研究问题形成研究假设的过程。比如单案例的典型性归纳方法,从典型或异质案例中进行一般性发展和抽象,当然,这也需要在案例总体中进行比较分析。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的研究中,经典或异质的单案例研究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点。最为经典的美国总统人格研究,就是由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朱利特·乔治(Juliette George)夫妇对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单案例精神分析,总结出威尔逊独特的个性特质,即追求权力时灵活多变,运用权力时僵化固执,皆起源于威尔逊成长时期与父亲的关系。这种性格特质贯穿威尔逊人生的不同时期,比如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总统时期。关于总统决策的社会心理研究,也是通过分析相关经典的失败案例,比如古巴猪湾惨败的案例,推动学者提炼了“小集团思维”(group think)的团队决策心理。
由于领导人的战略行为规律难以通过实验调查等量化技术获得,所以一般来说,既有的主流研究都是通过对大学生或更为宽泛的民众实验调查,获取在行为体有限理性等预设下,民众如何处理国际政治、外交问题的假说。这种行为体决策心理的实验,可以推及领导人的战略决策特点。因此,普通民众层面的战略决策与行为选择心理实验,有助于理解领导人在面对内外压力下的决策偏好及其心理机制,弥补定性方法从案例现象中提炼出相应假说的不足,比如难以直接观察决策心理、战略互动中心的微观变量及其作用,以及不容易排除其他更为宏观、物质性变量的影响。因此,典型或异质的领导人、决策案例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归纳路径,而基于大学生、在线的决策与互动实验,是理论创新中新假说来源的类比路径。这两种路径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理论检验中的多重方法设计
国际政治心理学注重探究政治心理要素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外交行为等,外交决策、战略行为以及互动的心理规律的验证方式如下。首先,传统的案例分析方法通过细致的历史过程描述,追踪相关心理要素如何对国际政治战略后果产生因果效应,可以观察到其影响的机制。这一般需要更为精细的案例比较设计来进行竞争性变量的控制,并依据更为翔实的历史细节的过程追踪,揭示出因果机制的过程和节点。其次,定量方法建立在自变量与因变量所对应的样本总体较大的基础上,验证其平均因果效应需要更为丰富的跨案例样本。在相关样本数据集可得的情况下,定量分析操作和定性逻辑辨析相结合,同时结合详尽的历史过程追踪,可以充实和提高因果论证的力度。
以防止因果效应的内生性为例,如果探究首脑外交对于国家间经济合作协议签署的因果作用(或政治情感与接触假设的关系),其中可能存在内生性。定性研究的处理方法是,对相关重要案例进行详细的首脑外交过程分析,探究二者的具体因果作用过程,尤其是辨识二者的时间先后问题,这需要丰富、权威和准确的一手信息。或者将内生性问题转换为可能的遗漏真正原因变量问题,进而去探究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变量。定量研究的处理则是,通过选择更为客观的工具变量,分析工具变量对于自变量首脑外交的因果效应,但其对于因变量国家间合作并无实质的因果作用。综合来看,有效地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方法可以增强因果论证的力度。由于定性和定量验证依据的研究问题有所差异,特别是对于特定数据的样本总体大小有不同的约定,特定研究中是否综合使用定量与定性的验证方法,以及采取何种具体的策略和技术,需要依据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说的特点而定。
由于政治心理变量的内隐特性,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需要量化技术的介入,从而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和解释事实。在论证微观层面的心理变量的政治效应时,定性分析的优势在于,能够对因果作用的过程进行细致的追踪和验证。而较为严格的比较设计以及合适的定量分析操作,有助于国际政治心理的因果作用更为明确、直观和有力地显现。鉴于此,有效综合运用传统的概念逻辑论、案例设计、实验调查、文本分析等方法,可以更好促进国际政治微观理论的创新及其逻辑精致、自洽,这也是欧美学界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方法综合使用上的现实和趋势。当前,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仍以传统的定性分析如案例研究、逻辑归纳方法为主,相关文本分析、实验设计等也有一定的开展。综合来看,未来的理论创新在描述和解释事实方面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必需方法,也是随着国际关系学界多重研究方法意识自觉的一种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