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斌（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社会的门槛和过渡与前工业时代相比，无论速度还是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引发的新式社会生产方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逻辑导控的数字技术必然会演绎成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成为新的规制者和权力拥有者，它在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动能的同时，也在促进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断暴露。由此，数字资本主义便有了它崭新的形式与内涵。相较于传统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构成与运行更为虚拟化，表现形式更为复杂。数字资本主义将积累效率和发展速度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同时也不断威胁着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球的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继而成为搅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演绎的动力源之一。

　　数字资本主义的形塑

　　在数字技术持续加持赋能下，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生产的新型景观既是生产空间重组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空间重塑的深层力量，最终促进了数字资本化的转型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

　　“数字圈地”进一步消解资本扩张的时空边界。数字技术的变革和发展带来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全新改变。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工具，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丰富和扩大了数字时代生产资料的范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日趋占据关键位置，融通于社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阶段和环节，与数据有关的要素化进程因此而加剧演化，进而重构了传统的生产时空，这是一场新型信息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圈地”运动。数字圈地意在指代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资本进程中的积聚效应，换言之，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渗透的现象和趋势。数字圈地的广度、深度、速度前所未有，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丰富多样、技术的迭代升级、生产形态的更新等。数字圈地促进了资本逻辑的数字空间化转变进程。由此，数字资本不断突破资本积累的各项屏障，将数字技术、数据化商品与数字劳动纳入资本增殖逻辑之下，进而将整个社会囊括进由数字化资本逻辑建构的生产体系之中，并不断推动其空间数字化的格局塑造，资本扩张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边界被不断消解。

　　数字资本加剧“网络社会”的符号重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显见，数字技术最终改变的将是人类社会的整个面貌，数字资本的演绎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数字力量将数据的感性直观转为空间符号景观，将数字资本权力投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实存与虚拟叠加的新型空间中，人类生活被重新定义，“网络社会”应运而生。“网络社会”不是新的社会形态，它是对数字技术发展下社会呈现的一种新状态的凝练与确认，作为全新的符号景象，它在财富观念、表达方式、价值审美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网络社会的财富形态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关于财富的一切想象和叙事都将终结于“数据的故事”。数字资本重新度量了工业时代以来的时空逻辑以及对生活的感知，作为生产数据信息的主体，成为符号化与数字化的客体。进一步，数字资本借助算法共谋将现实社会进一步抽象化符号化，“物化”便有了数据技术的“隐形翅膀”，自由被遮蔽的程度加深了，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面性。可以判定，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的迅猛发展，全面监控个体的“全景敞视社会”也必将是人类生活的真实网络化图景。

　　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资本加快积累中得以形塑。数字技术改变了社会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拓展了市场的有效范围，提高了资本增殖能力，加快了资本积累进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发生了重要变化，作为资本主义新样态的数字资本主义得以生成。数字资本的推动机理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借助全球化的互联网平台和算法不断升级，通过接收和分析用户所产生的海量数据，预测未来的生活和市场环境，制定相关应对策略，最终占据整个资本主义运转链条的顶端。其次是数字化的社会分工。数字化时代的分工形式对劳动者个体而言，表面上更趋碎片化、原子化。个体在进行劳动之前就已经被各种“标签”所定义，并直接参与进被设计好的“场域”之中进行工作，成为数字化生产体系中可以被随意定义的一环。数字资本作为一种“积累劳动”的生产关系，导致数字劳动者与其创造的劳动成果不断分离，剥离了消费者数据和其主体性之间的有机关联。数字资本的扩张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出场提供了先决条件。

　　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空间统治

　　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是资本文明，而资本文明的基础是资本剥削制度。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并没有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实质改变。相反，通过数字资本在技术和空间的重组，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空间统治，加深了西方文明危机，这是资本文明演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

　　数字资本的生产逻辑导致资本剥削呈现出“全域性”。数字资本扩张延伸了生活和劳动的场域，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制造了数字贫困，资本主义剥削的全域性特征更加鲜明。从空间概念而言，劳动者的工作场域不再固定，而是可以应资本需要转变为任意地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批判硅谷的工作模式和谷歌公司时指出，“谷歌之外没有生活，生活变成了谷歌”。现今时代，劳动者即使处于公司之外也依然要为公司的计划和任务而不断工作，随时随地创造价值。这种个人生活空间与职业空间边界的消弭再次澄明了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即“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从时间概念而言，数字资本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进程导致整个社会网络化，被裹挟入资本增殖的通道，迫使所有阶层的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一种“加速”的状态。与此同时，一部分缺乏教育、不具备相应数字操作技术的工人转变为“无用阶层”。不同于工业资本时代被迫出售劳动力商品的无产阶级，“无用阶层”由于自身知识技能的限制连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权利都失去了，彻底沦为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的、没有“被剥削价值”的人。吊诡的是，数字技术导致资本家们也变得忙碌起来。资本增殖的本质属性和逐利性使得其一刻不停地关注技术改良、市场运作、公司监管等问题。事实上，服从于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和适应于数字竞争日趋加剧的趋势，网络社会的所有人都将成为自己的“时间管理者”，都要力图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效益最高的工作，“休闲”也成为资本生产和剥削的一个环节。

　　数字拜物教进一步强化了人的物性，加深了人的异化。随着数字资本驾驭社会生产关系手段的不断丰富与强化，有关数字财富的叙事在价值观层面日趋占据主流，数字拜物教由此产生并向纵深加强。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再至数字拜物教，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演进的不同形态，也是资本文明深化演绎的最新特征。伴随着这个进程的结果则是人的物性进一步加强，人的异化得到进一步加深。由于新型剥削的无形性、隐蔽性和全域性，人的物化展现出“痛并快乐着”的形式。人在创造丰富“流量”的同时，也会感受更多“自由”的赋予。自主的意识、新颖的形式、好奇的探索乃至创新的思维等一切原来被认为人性解放自由的元素，都将不自觉地化身为新的生产要素，被商品化地贴上标签，造成更深程度的压抑与剥削，成为一副新的“镣铐”。数字技术与资本双向互动形成的结构性霸权力量是数字拜物教不断扩大的内在机制，也是新型劳动异化的根源所在。这种颠倒了的数字物化渐趋转变为迷恋数字符号的数字意识形态。劳动者自身知识扩充与技能提高被异化为一种数字符号的抽象产物。数字技术催生的数字劳动日渐成为主流劳动形态。但是，数字劳动通常是无偿劳动，只不过这种被剥削的无偿劳动常常会被“愉快”地接受。一些过去需要接受较高教育才能胜任的工种被数字技术改造。这便意味着生活在新产业场域中的数字工人、数字消费者必然会被数据所营造的幻象所笼罩，数字劳动只能是增加积累劳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一种手段，其结果便是强化了单向度的人的程度。

　　数字资本权力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场域被全面无形控制。数字权力化必然导致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被日渐侵蚀，整个社会所呈现的风险无处不在，这是“风险社会”的根源所在。数字资本对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的全方面占有就会愈发加深对劳动者的压迫，从而成为一种非强制性的霸权。由此，数字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拥有更为强大的管控能力。虚拟化、分权化、去中心化的数字技术必然导致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权力作用被削弱，妨碍公平竞争、破坏企业生态、侵犯个人隐私、阻碍企业创新、影响社会公平、产生安全隐患等都是这种霸权的现实展现。在以数字资本权力为主轴构建的信息网络体系中，人们无处遁形，成为从肉体到灵魂完全被控制的新型奴隶。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不断丰富着数字资本控制社会的手段，由此生成了“中央监控式的全景监狱”。斯蒂格勒指出，数字技术使得超工业化社会成为一种“功能性愚蠢”的时代，人的感受性和思维性逐步被人工智能设定的固定框架所取代。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导致人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无用”的原因，相反，数字技术是促进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工具。其中的悖论在于，资本社会的自由早已脱离了启蒙给予的自由承诺，本质上是经济权力的自由，最终只能导向一种虚假的资本主义式人道主义。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高效便利被数字资本利用，精心设计的“比特”化形象和媒介取代人的主体意识，通过符号价值、信息价值、虚拟价值等获得利润，推动现实向虚拟世界层层转化，人类社会生活的时空因受控而越来越窄化。

　　数字帝国主义全球霸道强权愈演愈烈。数字资本权力的统摄必然产生溢出效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新型扩张路径完成了包括制度、生产、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升级与塑造，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形态粉墨登场，即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超越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原有的全球输出模式，它以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为推手，立体式地向全球推广其数字霸权，试图实现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同时也在安全领域和文化领域力图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渗透扩张提供了隐蔽的平台，西方大国运用数字平台和数字媒体宣传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手段和方式就愈加便利，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更加有效。甚至可以通过数字垄断权力而获取他国的安全信息，利用网络媒介等路径策划他国的“颜色革命”。数字技术的力量为推行数字帝国主义霸权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得其可以对包括传统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更为秘密而深入的信息侵入、经济剥削、价值观侵略和意识形态操纵。当今世界的变局与乱局看似扑朔迷离，始作俑者正是数字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