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牛（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三种类型，其中，数量型人口红利以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层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机会，质量型人口红利以人口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层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机会，配置型人口红利以人口在地区和产业层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机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借助政策环境塑造，人口发展经历了负增长、老龄化、教育化和流动化等时代变局，正在进入人口红利的关键转变期，具体表现为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退、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

　　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和紧缩型人口政策充分释放了人口规模巨大的数量型人口机会。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确保了劳动力资源蓄水池的充盈注入；另一方面，少儿人口抚养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100，下同）大幅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平缓变动，总人口抚养比保持了30多年的下降走势，1995年下降到50以下，标志着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人口规模巨大的数量型人口机会塑造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浪潮相遇，助力中国收获了主导性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型人口机会贡献率在15%至27%之间，呈现了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本事实。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变革引发了人口发展变迁，使得数量型人口机会呈现收缩走势，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进入下行期，人口老龄化加速，总人口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回升，预计将在2035年超过50，理论上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将在10余年后关闭。但是受到人口基数效应的影响，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依然巨大，数量型人口机会和数量型人口红利虽然衰退，收获难度也较高速增长阶段明显加大，但是并未消失。基于联合国最新预测数据，并结合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可以进一步测算中国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化，2022—2035年，16—59岁男性人口将从4.65亿人下降到4.25亿人，16—54岁女性人口将从3.77亿人下降到3.39亿人，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合计减少0.78亿人；2050年，相应男性和女性人口分别下降到3.41亿人和2.57亿人，2035—2050年，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合计减少1.66亿人。如果不分性别地将法定退休年龄渐进式延迟到65岁，2022—2035年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增劳动力1.26亿至1.53亿人，2035—2050年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增劳动力1.53亿至1.60亿人。总之，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退态势。

　　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渐衰退，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量的合理增长”区间；随着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快速成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也已然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动力。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前提基础在于培育和抓住质量型人口机会，质量型人口机会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不断积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渐迸发其巨大支撑力。教育是质量型人口机会的核心，2019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超过50%，标志着高等教育跨越到普及化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十四五”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目标定为60%，据此推算，该时期的年均大学在学人数总规模在5000万至6000万人之间，据此发展趋势继续推算，到2025年大学受教育人口将累计超过2.5亿人，到2030年将累计超过3亿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加到12年至13年，巨大的教育人口规模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本动力，质量型人口红利将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

　　质量型人口红利对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替代过程具有相对性，二者之间是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发力点动态变迁的互动关系，而非绝对替代关系，均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中。仍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为例，实施该项改革不仅对延缓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退具有积极作用，从人力资源导向转向人力资本导向，关注低龄老年群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也会对延展质量型人口红利产生积极作用。可见，人口年龄结构“顶部”延展所蕴藏的人口机会正在突破资源型的传统定势，逐渐呈现资本型的新优势。从现代化的语境出发，可以将这种由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效应称为长寿红利。长寿红利不仅蕴含着狭义上的低龄老年期人力资源型人口机会，同时也包含低龄老年期的人力资本型人口机会，通过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建设学习型社会，可以将此类人口机会顺利转化为长寿红利，从而有效联结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并通过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乘数效应放大该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的基础上，实现多维人口红利的联动开发。

　　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在地区和产业之间的流动呈现出配置型人口机会，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随产动”的禀赋特征，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归根到底还是受到产业差异的牵引。进一步地，就人口流动的经济推动力而言，人口流动在本质上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和配置。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强产生配置维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收获配置型人口红利。

　　配置型人口红利的作用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过程是配置型人口红利发生作用的表路径，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互动，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互动，以及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的互动。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的人口流动形态已经得到历史探索和国情现实的确认，未来中国还将长期保持流动迁徙的人口空间运动特征，人口城镇化水平持续大幅提升，即便经历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并在沿江、沿海和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流动过程，是配置型人口红利发生作用的内路径，内路径的更深层次还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内部的配置层面。中国开发配置型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东部发达省份是过去收获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先行军，大部分的中西部省份是未来激活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后生力量。从现行政策而言，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各部门陆续启动配套工程、设置具体发展指标，这些行动实践正是深入开发第一产业配置型人口红利的体现；中央层面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连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为新时期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国内市场空间，为中西部省份顺利成为未来激活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后生力量夯实基础。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抓手，未来中国亦将通过更加优化的人口发展战略，尤其是劳动力流动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步伐。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A09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