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四种路径。梁启超大致描述了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蒙文通继承梁启超的主张，将史学史研究限定在文化史范畴内。白寿彝学习唯物史观后，重新研究中国史学史，明确了新的学科范围与任务。另有一派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将史学史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以史学史研究补正历史研究，用历史研究推动史学史研究。

　　重视史家生平、史籍及体例

　　梁启超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创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国内学者遵循此建议，梳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脉络的研究取径。此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的对新史学的认识，都基于历史进化和尊重社会环境这一前提。比如，蒋廷黻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清华大学的史学课程培养的新史学，重在两种观念的塑造，一是“沿革、或演化、或源流”，一是“环境”，两者共同促成达尔文学说对中国史学的洗礼（蒋廷黻：《历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倡议关注史学趋势和社会环境，但重视史家生平、史籍形成及体例，仍是这种研究最显要的特点，代表人物有金毓黼、魏应麒等一批著名学者。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研究成果，多是题名为“中国史学史”的系统性著作。它们以展示中国史学全面发展为基本框架，往往将史家、史著、史官制度并举，以之作为同一时代史学主要的着眼点。

　　对于要全面了解中国史学史的读者而言，这类研究最为必要。早期学者的目录学功力深厚，介绍史籍时又能揭示学术流变，考察史家更能讨论学派异同。读者读此一书，触类旁通，收获远在史学之外。然而，此类研究正因为特别重视目录和史籍，在今人看来，往往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讨论稍显不足。作为学科历史的中国史学史，其发展脉络相对清晰，但中国史学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却不甚明显。

　　从学术史背景加以考察

　　有的学者关注中国史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考察史学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中的意义。文化史中的史学，既有专门学术的特色，又随着学术潮流演变而翻动波澜。在他们看来，史学是观察中国学术文化变化动态的标尺之一，它存在于哲学、文学、思想等诸多文化要素共存的环境中，是多元状态下的有机体。其他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牵动史学的变化，反之亦然。

　　虽然梁启超本将史学史视作“文化专史”中的一门，将史学史与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道术史并列，但这种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蒙文通。蒙著《中国史学史》杂糅他在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各大学的讲义而成。据其子蒙默回忆，是书基本部分完成于1938年，各篇先后发表。虽尚有数篇未完成，但是书整体上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及演变特点的重视，已足以被读者发见。比如《绪言》中提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蒙文通全集》，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339页）这种分类模式，与人们对中国史学的一般认知大有差异。他如此阐述：

　　先秦诸子，不可及也，故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灿烂足观。至汉仅经术章句之儒耳。魏晋名、法、道、墨，杂起朋兴，高谈名理，弃汉学若粪土。而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至唐则宗教大盛，士惟知笃信谨守，于是令狐、姚、李，尚不得为记注之良，更何论于撰述，而史又衰。其在北宋，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于是司马、欧阳，前驱拥彗，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晚宋至明，而史几乎以熄。

　　传统上被认为史学发达的时代，如汉代、唐代，在蒙文通看来均不值一提。所谓“虽有纂述，才记注耳”，“滥竽良史，即班述《汉书》，唐修五史，搜罗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无纪要，未睹风裁，谓之整齐故事则可”（《蒙文通全集》，第339—340页）。显然，蒙氏重视史家见解是否有哲学依据，先秦诸子、魏晋名理、北宋义理给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他判定当时就是史学兴盛时代。汉儒守章句，唐人尚笃信，哲学上无所发明，当时史学的成就便低于先秦、魏晋、宋之时。

　　蒙文通将史学的发展视作深受哲学影响的学术门类之一，以致有“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学亦废”的论断。他重视史学发展的思想环境，重视史学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由此体察史学自身演化的思想脉络，确实多有发明。

　　将史学仅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难以摆脱“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窠臼。研究史学发展状况，不重视思想环境不行，只重视思想环境更不行。史学不是只受到思想学术这一种要素影响，而是受到时代多方因素的促动。只关注史学发展的思想环境，就会导致结论偏差，有一叶障目之感。其引人入胜之处固然精彩纷呈，但讨论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一些学者致力于关注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唯物史观影响，他们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时，更加重视两方面内容：第一，重视揭示社会环境对史学的影响；第二，重视归纳总结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

　　这些学者注意到，此前的史学史研究有流于目录学研究的倾向。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史学与时代、最近的史学发展趋势等问题，原本应该与史学、史家、史籍等问题并重，但并未在其后的史学史研究中呈现出来，以致史学史被写成了“史部要籍解题”。于是，这些学者自觉在著作中强调社会与史学的关系，注重分析社会条件对史学的影响。白寿彝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是“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白寿彝所理解的史学发展研究，首先就是要重视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因素。如此，便促成了学者对社会环境与史学的关系以及史学理论问题的重视。在前者，体现出重视物质条件对社会意识的支配作用。比如，白寿彝以《史记·货殖列传》“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为例，说明“道德为物质条件所支配，而物质条件的占有是人们的普遍愿望”（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5页）。在后者，体现为关注史料上的真伪、粗精，史书编纂上的直书曲笔、通识断代、独断求备，文字表述上的文章繁简、文史分合、用晦之论、因袭之评。由此观之，唯物史观的史学史研究路径，关注的重点不特在于用某种特殊理论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而是在承认物质决定论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和思想线索。

　　重视中国史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体现在史学史研究领域，一般会表现为关注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水平、文献载体和构成及相关的政治情况，能够结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对史学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比如，朱维铮认为司马迁并非形式主义的因果论者，而是懂得历史现象中隐藏着法则。朱维铮从《史记·货殖列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出发，认为司马迁揭露的使民不倦的秘密就是“因民所欲，听民求富”，“追求生活享受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再好的说教也改变不了”（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这原本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自班彪斥责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以来，这个道理确实在历史上不被人认可。唯物史观的史学史家就是要廓清观念上的诸多限制，从历史实际出发。朱维铮认为，清人王鸣盛（1722—1797）表彰范晔“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出于他“高门华胄的政治见解和是非观念”，“鄙视历史上凭借个人能力取得权力财富的所谓势利人物，正是那时现实里面华族忌恨政治暴发户的心理反应”（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第145—146页）。这都是值得肯定的结论，并且可以做进一步阐发。

　　以历史学研究促进史学史研究

　　有的学者将史学史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史学史固然是这些学者讨论的内容之一，但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以史学史研究促进历史学研究。通过对史学的认识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其结果却在客观上实现了以历史学研究促进史学史研究。比如陈寅恪、周一良、田余庆、刘浦江等先生的研究。刘浦江在《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一文中认为，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高祖敕修唐史，所谓“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同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自天宝以后，至明宗朝以来”，其中的“明宗”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可见当时议修唐史，原是准备把沙陀李氏所建立的后唐也包括在内的，这也表明后唐自诩的正统已经完全得到石晋的认同”（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7页）。面对一般被人忽视的史料，引发出五代正统论的讨论，以小见大，其敏锐的眼光值得提倡。

　　这种研究模式将史学置于社会政治环境中考察，同样是将史学作为社会环境的产物，将史学视作参与社会活动、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有效一环，其长处有三。第一，在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大背景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入更为具体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寻找到社会经济的活跃表征——政治这一要素，将不便于把握的社会经济环境约化为具体的政治形势、政治认识和政治文化，把史学与社会的联系明确为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第二，把握住了对传统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可以说是在如何处理社会与文化关系这一问题上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解决模式。第三，动态考察史籍的形成背景、内容和体例与现实社会的关联，而非作目录学式的简单结论。由是，史学史研究能够根植于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领域，使研究更深入，展示效果更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8页）当前，重新反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种路径，有助于推进本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工作的展开。

　　综合上文所述，概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路，总的看来无外乎两种：一是从实际到理论，二是从思想到思想。如果只将目光聚焦在思想领域，仅就史学史谈史学史，其不足显而易见。今人要做的工作，便是考虑如何将从实际到理论、理论还要再指导实际的史学史研究范式发扬光大，做出新的成绩。具体而言，应该包括如下几点：第一，重视唯物史观的学习与实践。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第二，重视传统史学中宝贵要素的发掘和利用。第三，加强历史学研究，以之促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