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走出了一条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新道路。

　　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快速迈入信息化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主体的数字科技所催生的信息化革命，为社会治理注入了强大动能，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数字科技融合发展、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们党把“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科技优势与制度优势深度融合，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智能化、高效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信息化社会是易于流变的社会、风险变数最大的社会，并且大多数风险具有快速蔓延性、急剧增强性，很容易演变为规模性、系统性公共风险。如何有效应对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遇到的风险和挑战？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

　　法者，治之端也。进入新时代，适应社会治理的急需，我们对现行《宪法》作出第五次修改，编纂了《民法典》，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对信息化时代公共安全和公民信息权、隐私权、数据权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贯彻在基层治理当中。

　　社会治理所依之“法”，并不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包括党内法规和社会规范。这几年，我们党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法规，对社会治理法治化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最近几年，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推进社会治理制度集成性建设，注重把社会治理的好理念、好做法、好经验上升为“制度”。例如，完善党对社会治理全面领导的制度，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推动互联网治理各项制度建设，形成了“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良好法治环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法治化运行的基层治理平台制度，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