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林（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党的群众工作、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这是适应我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组建的社会工作部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指导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这种安排，也启示我们，要加强从新就业群体的视角来研究新社会阶层。

　　何谓“新就业群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也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叠加和同时并存的特点，即我们在关注和解决传统农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网络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到来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关于“新就业群体”，实际上社会学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他们也被称为“新职业群体”“新零工经济人群”“新业态从业者”“平台经济从业者”“灵活就业人群”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兴起，也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但“新就业群体”的提出和研究，与“新社会阶层”的提出和研究的背景不同，它更多的是针对网络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的到来，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结构的一个新变化。

　　近年来，学界就像当年关注“农民工”一样，也在关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兴起，这是一个庞大的与互联网平台、新零工经济相联系的新就业群体，人数众多、类别复杂多样，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比较缺乏。但各种调查数据显示，这个群体总人数估计目前在8000万到1亿人，大概占2亿灵活就业人员的一半。例如，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0.9%，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新就业群体”的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新就业群体”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就业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高度组织化的单位制相比，“新就业群体”实现的是一种非组织化的就业。他们往往与网络平台没有明确的劳动雇佣关系，不像传统的就业对单位和组织具有很高的依赖性。“新就业群体”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模式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实际上，“新就业群体”对网络平台依然具有某种依附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平台经济中，资强劳弱的局面会因平台对数据信息和算法技术的单方面垄断进一步加剧，平台从业者只能依附于平台进行劳动生产，少有自主选择权和劳动自主权。这也引发了全社会对“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观点认为骑手获得的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是对骑手工作的生动写照。在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宽松的工作场域背后，“平台通过抢单和等单的工作机制控制骑手潜在的经验、思想和感受，塑造‘准时’‘快速’的劳动时间感，引导骑手甘愿成为‘全天候工人’，并在劳动时间内主动地工作，最终，骑手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被平台束缚，无奈而主动地配合到时间控制中，平台则以自由之名获得并掩饰了利润”。这种观点有些极端，但也确实反映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

　　“流量”成为新业态重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出指标。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传统生产过程中比较陌生的“流量”，成为新业态重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出指标，渗透到“新就业群体”的生产、评价、业绩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甚至构成了虚拟空间的“流量社会”。《2022-2023年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具有网络表演（直播）经营资质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有6263家，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5亿个，内容创作者账号（指账号曾有过短视频内容创作发布行为）累计超10亿个。对于各类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创作者来说，他们的产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流量”，也就是他们的关注者、观看量、点赞和分享等，“流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业绩、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直接导致内容创作者将如何生产吸引人的内容，使之引导更多的“流量”成为他们的核心工作任务。“流量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的一种重组力量，有学者指出，“数据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众多个体数据汇聚而成的流量，成为草根实现阶层跨越的核心社会资本，草根通过网络流量资源的聚集、储存、利用，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当然，在注意力经济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流量”的幕后推手甚至也会为创造“流量”而不择手段。

　　内部分化大。“新就业群体”并不是我们社会分层研究中所说的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内部分化很大。具体来说，“新就业群体”中既有粉丝众多、社会影响力很大、也非常富有的网络大V、新媒体人士、直播带货明星这种“新网富”；也有各种各样的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自由职业的“新中产”，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力；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像“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样的“新工人”。上述群体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条件、职业安全和稳定性上存在诸多差异，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时应当注意新就业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处于非常快速迅猛的发展变化中。“新就业群体”与传统的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不同，它处于非常快速迅猛的发展变化中，我们的研究似乎很难跟上变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群体现在的基本情况，它又发生新的巨大变化，这就为加强新就业群体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催生了新职业，与2015年版大典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净增了158个新的职业，并首次标注了互联网营销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97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比如大家现在热议的Chat GPT，以它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广泛运用前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创造大量的“新就业群体”（例如语言模拟训练师、机器学习工程师等），也可能取代重复性体力劳动、人工客服等很多传统就业岗位。

　　工作的稳定性相对较弱。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工人”，在我国依然是“新就业群体”的主体，他们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些调查显示高达60%）还是农民工，但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拥有的人力资本（比如网络操作能力）以及平均收入水平，都要高于农民工整体的平均水平，工作的稳定性也相对较弱。盖伊·斯坦丁指出，不稳定劳动者大多数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在分配关系方面，缺乏社会福利。由于新业态发展不成熟，劳动者劳动权益和福利保障不足，新就业群体也存在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很多新就业群体仅将当前职业作为缓冲平台，职业规划具有短期性、过渡性特征。有调查显示，有70.7%的被访骑手表示未来一年会继续从事当前的工作，但在未来五年的规划上，该比例下降至51.7%；另外还有50.6%的被访骑手认为这份工作与自己的梦想/理想不一致。

　　“新就业群体”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当然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伴随信息化社会、数字化社会到来产生的“新事物”。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庞大规模和跨越式发展，造成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叠加，就是从社会结构上看，传统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的、后工业和信息社会的特征同时存在，这就造成“新就业群体”这类现象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更加复杂和具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如果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得好，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快速跃升，但如果融合得不好，也有可能带来某种断裂，使传统农业的困境更加凸显，并产生过早的“去工业化”，对实体经济和财政状况造成影响。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的几点思考

　　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社会变迁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当前应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全面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

　　加强“新就业群体”在政治层面的研究。要加强“新就业群体”在政治层面的研究，准确把握他们的社会特征、社会属性、社会意识和社会诉求，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层理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打压民营经济论”“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等错误论调，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发展预期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两会”期间，专门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三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这个“自己人”的表述，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成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研究新社会阶层的重要课题。这些对于新社会阶层的判断和政策，也同样适用于新就业群体中属于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要加强对这些新社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的政治性和组织性吸纳，同时也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任性。

　　此外，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思路，运用社会化、网络化的方法，通过实践创新基地、联谊组织等形式，分类分众施策，强化思想引领，凝聚政治共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充分说明新社会阶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可以说，“新就业群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加强“新就业群体”在经济层面的研究。要加强“新就业群体”在经济层面的研究，促进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促进不同产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会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稳实体经济，关键在于稳制造业。对我们这样一个不同发展阶段叠加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制造业对资本积累、消费品供给、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的脱实向虚是危险的取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过早“去工业化”而落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产生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问题。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工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我国工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40.1%快速下降到30.8%。虽然这也是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趋势，但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撑。

　　加强“新就业群体”在社会层面的研究。要加强“新就业群体”在社会层面的研究，高度关注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新就业群体”与新社会阶层交叉的人群，与传统的实体经济中的新社会阶层有很大不同，他们凭借着网络流量，在社会舆论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被认为是“意见领袖”。“新就业群体”虽然只是一个社会的小窗口，但从这个小窗口，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比如就业形态的深刻变化，正在迅速改变原有的职业结构和就业观念，与互联网相连的各种新业态、灵活就业形式、新零工经济等迅猛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就业形势，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也造成青年一代择业观念“去工业化”的深刻变化，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工作时间和节奏自主性强、灵活性强的职业。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制造业仍面临“招工难”等新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制造业用工缺口最大，有41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如汽车生产线操作工、车工、焊工。当前亟须加强对这种新趋势影响的研究。

　　加强“新就业群体”在文化层面的研究。要加强“新就业群体”在文化层面的研究，正确引领大众消费文化。有的经济学家把“大众消费阶段”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起飞阶段”之后的重要发展阶段。我国当前的发展动力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大众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网络消费文化正在重塑着大众消费文化，“新就业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积极向上大众舆论等方面，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在正确的引导下，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塑造良好的“新就业群体”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文化，在全社会促进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性、健康的网络文化，治理网络领域的积弊和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