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秀丽（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任天翔(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发轫以来的30年间，其学术史考察主要循着现存文献等文本层面加以展开，显性存在着“见文本不见人”的单向度缺憾，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及社会行动的意义。因此，持续推进学术史考察就需要“人”的复归，展开对研究者的口述史研究，通过对研究者学术人生的“回访”，生动展现中国特色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演进轨迹，激活和阐释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演进脉络，进而实现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史书写的范式创新，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的新媒体传播知识体系。

　　从描述性到解释性

　　自1994年我国接入互联网起，新媒体全面嵌入并深刻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新媒体转型抑或新媒体化生存成为日常，与之相因应的新媒体传播研究也在近30年间与时俱进，集聚起大量的期刊论文、专著、行业报告等研究成果，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逐步建构了稳固的学术定位并成为热门研究领域。

　　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在学术研究中，只有洞察来路，才能更明晰去路，对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现有成果的体系化、系统化的学术史考察成为学术延展的新增长点。纵观以往研究成果，中国新媒体传播学术史类的研究具有年度综述、阶段性回顾等优良传统，也出现了《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进路考察（1994—2019）》的系统化考察成果，但是现有研究多沿用传统学术史类成果的书写范式，即“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恪守没有文献文本就没有学术史，一切以文献文本为依据进行学术史爬梳。

　　单一视角的学术史考察存在明显局限。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内容上，注重一般资料性以及历史性资料的挖掘、分析和描述，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智慧等，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分析研究主要强调成果文本的刚性力量，往往忽视研究者这一社会柔性力量的存在；重视文本的决定性作用，忽视研究者的实践结构，显然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史呼吁一种更具原真性和客观性的书写方式创新，“我们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一是不断发现新的线索，二是不断解释被遮蔽的部分，两者都需要付出辛苦，但后者显然会更加艰难”。在此过程中，口述史随着新史学的迅速发展应运而生，可以弥补现存文本的诸多不足。人们通过对研究者的口述史研究，可以打开进入中国新媒体传播30年学术史的另一个通道，实现学术史书写范式的创新和中国新媒体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

　　回到研究者

　　口述史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国内不同的学科领域。戴逸先生认为，现代口述史是在现代社会记录、保存、传播史料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口述录音录像等史料能够弥补以往“文省事增”历史书写方式的不足，使得后人与原始口述者零距离交流，所以对于传统学术史乃至史学研究来说，口述史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口述史将中国新媒体传播学术史考察的焦点从代表性的文献文本引向研究者的记忆，又从研究者记忆激活其对学术史的重新理解。尽管不同的口述者的记忆会有差异，但是通过其微观描述的相互补充甚至相互碰撞，可以使其学术史书写更丰富生动。

　　因此，在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30年的历史节点上，开启代表性研究者的口述史访谈，能够从研究者的学术历程以及交织期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一方面追踪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以及学术实践如何被时代、社会所形塑和重构，另一方面基于他们的集体回忆，洞察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话语的建构历程。因此，持续推进学术史考察就需要回到“人”，展开对研究者的口述史研究，通过对研究者进行口述史书写，洞察研究者的微观世界，把握研究者作为行动者的生活轨迹，打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静态局限性，进而实现中国新媒体传播30年学术史书写的路径创新。

　　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者值得研究。以研究者而非研究成果来展开研究，更容易使人明白学术研究有情怀、有境界、有得失，以此探寻学者的心路历程，还原其学术本真。通过对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者口述史的收集与研究，可以呈现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过程中，中国社会变迁如何形塑新媒体传播研究学人的个人生涯，进而影响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实践；也可以由此观察置身特殊的历史场景，研究者如何回应现实关切，并以自己的知识积淀和学科视野参与新媒体传播研究的话语实践。当然对于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者来说，他们在进入新媒体传播研究之前，就以跨学科或跨专业的方式完成了从事研究的最初启蒙和学术训练，之后进入新媒体传播研究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以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相同的学科追求，直面日新月异的中国新媒体传播实践，同时以自己的知识积淀、学术想象力、经验研究以及理论追求做出相应的学术研究，创建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主体性。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新媒体传播乃至新闻传播学学术史书写的口述史研究刚刚兴起，其自身存在需要完善的方面，但是作为一种与研究主体直面互动的学术史书写方式，口述史实现了学术史书写的范式创新，其通过对代表性研究者的“心灵考古”，通过对不同个体的微观叙事，重构其学术史的书写方法。与此同时，口述史书写方式通过对代表性研究者的“重访”，在过去和现在的时空连接中最大限度地激活和阐释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历史进程，并且通过不同个体形成的集体记忆，进而洞察蕴含在不同记忆和话语背后的学术实践、思想流变等隐性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口述史书写助力中国新媒体传播30年学术史书写创新的同时，也将其知识生产的阐释权、话语权强有力地推向了研究者的视域。

　　因此，口述史对于中国新媒体传播学术史书写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有别于文献资料的另一种史料或者说是已有史料的补充完善，更是对其30年学术演进的重新定位评价、对新媒体传播研究现象及其价值意义的重新考量、是对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实践。

　　综上，处于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3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其口述史书写方式创新时不我待，抢救活资料迫在眉睫，其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时代使命。因此，持续推进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史考察就需要回到“人”，展开对研究者的口述史研究，通过对其学术人生的“回访”，以其个体讲述汇聚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回忆，生动展现中国特色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演进轨迹，激活和阐释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演进脉络，进而实现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学术史的范式创新，建构中国自主新媒体传播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