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宏泽（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是否包括非人之物？非人之物是否具有主体意义上的社会性？这一体两面的两个问题近些年来日益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切之一。所谓非人之物，是指不是人类的物理实体，包括技术发明、人造物、建成环境、动植物等所有的非人之存在。这些实体原本不是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想要理解当下社会的诸多现实议题，就无法回避这些议题内所包含的非人之物，尤其是技术发明。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者们正在重新审视非人之物与社会的关系。

　　作为客体的“物”：

　　传统社会学对非人之物的理解

　　纵观社会学学科史，其实非人之物一直都存在于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技术发明、人工制品、人造景观、自然要素与地理环境等实体常常现身于古典、现代和当代的几乎所有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著作中。或者说，其实社会学者们无法谈论和研究一个不包括非人之物的社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非人之物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存在。恰恰相反，尽管非人之物频繁地被研究者们在著作中提及，但却并非社会学语境之下社会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不论是秉承社会唯名论还是唯实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社会指的是人的集合，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人。而对于非人之物，一般有以下几种理解。

　　一是把非人之物视为社会存在的物质性基础，即所谓的物质环境或限制条件。二是把非人之物视为社会中不同行动者之行动与互动的工具或媒介，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调动和使用的资源。三是把物视为意义符号的载体，即物本身的物质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上附有或携带的文化意义。

　　所以，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非人之物与社会是互有边界的封闭体系。更准确地说，非人之物与人是两类泾渭分明、互不相容的存在实体。物可以是人之存在及活动的环境与使用的工具，但其本身没有除了文化符号载体之外的主体意义上的社会性。简单来说，社会主体不包括物，物也不具有主体与能动意义上的社会性。但这样的看法，近些年来正在不断被社会学研究者们反思和修正。

　　作为主体的“物”：

　　探究非人之物的社会性存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学界就涌现出一批重新思考和探索非人之物的社会性与社会之物质性的研究者，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某种程度而言，把社会界定为一种完全由人构成的共同体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与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强烈自信。在这种意义上构拟出的“人—物”二分，或者说社会与非人之物的区分，实际上是把现实意义上的、具体情境中的人和抽象意义上的、绝对语境下的人类混为一谈。而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则日益揭示着这种混淆。

　　理论上而言，一切技术发明与人造物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被人类所使用。但是，对于一个身处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现实的人而言，他在社会行动中接触的非人之物很可能与他具有同等甚至超过他的能动性，能够产生超出他控制的影响。现代社会日益加速的社会分工和脱域，使得非人之物可以作为一个封闭且完整的存在实体出现在人的面前，成为在此时此地此情境中的人需要平等面对甚至受其命令的行动主体。这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所言的“我们受制于我们所造之物”。这种受制不是环境限制意义上的制约，而是指物作为一个互动主体直接对相关的人类行动者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是，不能把这种非人之物的主体性直接等同于人的主体性。毕竟，一部手机或者一架飞机并不会有韦伯语义下的意图或者动机。任何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社会性影响的非人之物，实际上都是将远距离、超时空的物质性关联网络黑箱化于自身内部后形成的一个行动元。所以，非人之物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其在具体的情境中以封闭且完整的行动者出现，与同处于此时此刻的其他社会主体互动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本身又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开放性，可以把不在此时此地的一系列主体联结在一起，既具象化又匿名化地带入当下的互动中。

　　如果仅是这样，那么非人之物的社会属性似乎仍然完全笼罩在人类的理性之下。但是，非人之物的社会性还有一个更为独特的维度，即物并不会完全忠实、无误地传递人的意图和力量。简单来说，在通过物来实现和进行的社会行动过程中，意图外的偏差必然出现，这也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们指出的物的转译。从默顿开始，社会学家们一直对有意图的社会行动的未预后果高度关注，但分析的视角主要集中于人本身，即人的认知、意图、利益、策略等。实际上，人的一切社会行动都必须依靠非人之物才能展开，而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类行动者对于这些所谓的“工具”和“资源”其实都不能完全掌控和预测。因此，注意特定行动链条中非人之物本身的存在与变化，对于理解理性行动的未预后果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维度。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学界对于何谓“主体”以及“主体性”仍有较大的争议，但认识到非人之物的某种主体性，或者说某些能动性及其现实影响，是越来越多社会学研究者的共识。故而，学者们对于何为社会、如何研究社会也有了新的认识与探索。

　　跟踪物质性联结状态及其变化

　　当下，社会学对于非人之物的审视和探索仍在进行中。虽然领域内的研究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但已经有了一些共通的研究关切和取向。其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承认、重视和探究非人之物给特定社会带来的现实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分析作为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的非人之物本身的存在和变化对与其关联的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再生产。

　　要实现这样的关切，研究者们也需要探索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这方面，起源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随后迅速一般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展现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探索。该进路的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主张即是，研究者不能扮演俯瞰世界的上帝，因为这样很容易陷入人类理性思辨的傲慢而忽视了非人之物的现实存在与作用。为了更好地描绘包含物的社会关联，研究者们要像侦探一样，从一点切入，跟踪一个或几个行动者，从其带来的改变入手，逐步去探寻和描绘其本身所处的、黑箱化的、物质性的联结网络，探寻这一联结状态的变化，进而分析行动的影响，勾画整个网络系统及其变迁。

　　在这样的进路中，研究的对象是介于一与多之间的动态存在。非人之物并非仅是在由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策略行动中被使用的工具和资源，更是一个嵌于网络之中的网络、一个必然会带来多重影响与变化的能动性要素。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影响和变化的非人之物，研究者需要通过追踪的方法描绘其给特定的物质性联结状态带来的改变。

　　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具有学理与现实的双重价值。一方面，研究者可以从经验现实及其变化入手，切入对现实社会变迁的描绘与分析，丰富了分析对象，延展了分析链条。另一方面，这一视角天然具有现实问题导向和跨学科性，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于学科专门化所带来的认知碎片化，有利于对现实议题形成更为复杂的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对特定的现实社会问题形成更有针对性的解释与回应。但是，目前这一进路仍处于探索和发展中，如何从描述上升到分析、如何限定分析边界、如何避免关联论泛化等问题，亟待领域内的研究者们做出进一步探索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