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在其漫长的演进中表现出两个弱点或曰局限性：一是文明与野蛮的吊诡，二是“伪普遍性”的扩张。

　　文明与野蛮的吊诡

　　文明同被它所超越和克服的赤裸裸的野蛮相比，更容易造成一种隐蔽的野蛮，从而有可能沦为伪善。作为文明在历史展开中遭遇的异化形式，这种吊诡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他说：“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这种作用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就是不断地打破界限，因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带来人类的普遍交往，从而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另一方面，资本也通过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国家造成巨大的历史灾难，表现为“海盗式的侵略和战争”。对此，马克思以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为例，揭露说：“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把这一吊诡看作“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对于英国在东方社会的殖民统治，马克思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这看似悖谬，却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真实。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以其历史主义的态度，对资本的进步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但作为19世纪特征的一个“伟大事实”是，“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无疑是对现代技术主宰的时代的真实写照。人的物化和物的灵化所造成的倒置，正是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历史命运。更深刻的在于，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中“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在物质财富面前，人们似乎很自由，可以“自由地”支配、享用、弃置物，但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受制于物，“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资本主义文明以其人道化的表象掩盖着人的物化命运，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

　　“伪普遍性”的扩张

　　所谓“伪普遍性”，就是把原本是特殊性的规定有意或无意地误认为或伪装成一种普遍性的外观加以推行，甚至将其强加于他者。这在性质和功能上，都类似于马克思所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毋宁说这种“伪普遍性”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修辞形式，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世界历史”意义上被放大和复制的产物。正如李约瑟所揭露的那样：“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作为“欧洲中心论”的激进的批评者，弗兰克使用了“虚假的普遍主义”一词。李约瑟认为：“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作出了普遍性和优越性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乃是基于“欧洲中心论”这一虚妄的假设得出的。在李约瑟看来，“欧洲中心论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隐含着一种武断的臆说：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确实产生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任何欧洲的东西无不具有普遍性”。按照这种解释，“欧洲中心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把科学（技术不过是其外化或物化了的形态）的普遍性同整个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相混淆，把前者的普遍性（真实的）误认作后者的普遍性（虚妄的）。其实，“欧洲中心论”的更深刻的症结在于，它还混淆了科学本身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作为“所指”，科学无疑具有普遍性，譬如我们不能说物理学定律的作用会因为文明类型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因为它所揭示的自然律是价值中立的，因而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是普遍有效的，从而不受各种文明及其传统等变量的干扰和影响；但是，作为“能指”，科学又具有特殊性，它只能依赖于特定的文明及其传统的孕育，基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取向。这正是在回应“李约瑟难题”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过是一种文化承诺。只有自觉地澄清这个差别，才能解构“欧洲中心论”的独断论立场及其偏见所带来的束缚，同时拯救出科学的普适性，使其也能够为非西方民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