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资本的运动，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经济领域的风险，更取决于一些非传统风险。尤其在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期间，控制非传统风险是控制资本流向的关键。

　　当前我国在外资增长速度、外资规模以及结构上都有所下滑，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自身出了问题，或者说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质变不需要外资，这是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以及全球不对称性的地缘政治风险崛起所带来的产物。

　　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依然坚挺，而外资盈利性相对较差

　　近几年，中国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规模并没有明显下降，同时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依然持续地体现，而欧美和一些新兴国家采取的再工业化、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成本优势。因此，从简单的利润角度来讲，中国依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当然，从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和其他参数看，貌似我国外资的盈利性相对较差，而这可能和统计有关联。因为目前很多外资生产经营状况处于非正常状态，特别是在“去风险”浪潮下，大家对未来的投资规模、生产规模会有明显的收缩，同时也会产生替代效应。

　　国内投资关系的变化和投资结构的调整，与非传统风险格局一致

　　第一，中韩、中日之间的贸易顺差和产业竞争维度有较大变化，这导致投资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在亚洲，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但中日在芯片、汽车等大件商品贸易格局上的变化，直接导致中美传统的贸易格局产生，即我们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开始消失。新加坡已经替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和资本来源地，这一替代与整体性贸易格局有关联。

　　第二，中国投资结构的大调整，也与我国非传统风险格局是一致的。比如，美国对华投资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就是一个政治产物，而不是经济产物。因为若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商品依然具有全球最强的竞争力。目前中国占整个世界贸易的份额，从原来的14.4%上升到16.4%，这是竞争力所带来的。台海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对于国际资本的流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冲击，左右着投资者的情绪。

　　因此，在效率与安全之间的权衡中，短期中由政治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将占主导地位。但从市场本身，特别是从中期竞争角度来讲，美国目前进行的再工业化以及在东南亚和墨西哥进行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并没有直接产生竞争优势和成本优势，而只有短期风险的格局优势。所以，如果未来这些风险逐步缓和或进入到新平台期，市场效率因素依然会占主导地位。到那时，如果美国在降成本方面还不足以与中国进行竞争，这种战略很可能会在经济上崩溃，从而使得中国在创新、商业化层面的诸多优势又展现出来，进一步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变异，又出现新一轮的回归甚至新一轮的高涨。

　　总之，当前外资的低迷是阶段性的，不会持续太长。我们依然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进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全面展开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创新，不必过度放大目前的短期悲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