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天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钱穆早在1951年就曾发问：“不了解中国历史，又怎能了解今天中国这四亿五千万的老百姓呢？”这个可称为“钱穆之问”，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同样需要深思。费孝通就曾肯定地回答：看社会，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蕴含在群学基本原理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学是要研究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社会基础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人称之为“超稳定结构”，虽然不可以绝对地说整个结构都是超稳定的，但是某些基础结构确实是超稳定的。例如，郡县制从秦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按照钱穆的说法，中国自汉代就建立了“士人政府”，宋代形成了“平民社会”，中国的政府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官民关系与欧洲中世纪是大相径庭的，而且中国的家国关系特点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下来；中国的人伦关系也是如此，代际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有长辈对晚辈的义务关系，还讲究晚辈对长辈的回报和责任。

　　我们实现现代化，但历史证明只能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中国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开天辟地’，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是中国文明演进中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核心，正是蕴含在群学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基本原理之中。不论社会如何现代化，基本的人伦关系作为社会的基础结构总是连续存在的；不论处理这些基本关系的原则和方式如何变化，总不至于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友不友；不论社会建设有多少种方案，总是脱不了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核心要义。

　　群学适合于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文化根源上的必然性

　　中国社会是如此，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中西文化的发展都有阶段性，但阶段性的含义以及阶段之间的关系却有所不同。欧洲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国先秦文化都很灿烂，但欧洲经过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古希腊罗马文化基本中断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打着“复兴”的旗号，所复兴的核心内容（以个性自由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发明的，并不是从古希腊罗马继承下来的。所以，西方文化的历史是断裂的，其阶段性不是连续的。中国则不同，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此后两千年，虽然“大同社会”没有真正实现，但作为“理想社会”非但未被否定，而是一直被有识之士所秉持、所追求，矢志不渝，甚至为之牺牲。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理论和方针，都在不断地继承和丰富着“大同”理想。同样，中国的“天人观”“天下观”“家国观”“群己观”“和合观”等基本理念在先秦都已出现，几千年一直贯通下来，具体内涵有变化，精神实质始终如一。因此，我们认为群学适合于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因为具有文化根源上的必然性，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继承性的一种表现而已，冯友兰称之为“抽象继承”。

　　正是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特点，我们才强调社会学研究要创新，就必须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费孝通指出：“只有在继承中才可能有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建构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所以，我们面对群学同样应该发问：如果不了解五千年来我们的先人是怎样认识社会的，不开发群学如此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

　　群学蕴含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密码

　　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群学蕴含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密码。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其文化主要是移入的，也许可以容许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但对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且绵延力极强的文明来说，割断历史等于自残；移入的文化必须解决本土化的问题。如果西方社会学不是融入而是取代群学，无异于“文化殖民”（美籍华人著名社会学家林南语）。如果不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就找不到与中国学术传统对接的“接口”；不延续中国学术传统也找不到与西方社会学“对接”的条件，这是喊了一百多年的中西会通之所以成效不彰的根本原因。

　　以此看来，如果不是融通历史与现实，却用现实取代了历史，用一环取代了链条，用场景取代了脉络，就是在学科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我们只要对接上中国传统学术的历史根脉，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就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打开无比广阔的历史视野和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学就有了无与伦比的历史积淀。黑格尔说，哲学史的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待我们理顺中国社会学史的脉络，学习中国社会学的人首先必须学习中国社会学史，到那时，也可以说，社会学史本身，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学这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