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比较政治学系主任）

　　当代政治学人甚少以“学派”作为学术阵营的区分标志，但在政治学史上，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领衔的芝加哥政治系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确是一个重要转型阶段，值得关注。

　　作为学科的美国政治学

　　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精神逐步主宰自然科学，以往约定俗成的学科划分得到严谨的科学方法论加持，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把“学科”视作自然而然的知识组织单位。在各门社会科学之中，“美国造”的政治学无疑成型最晚。把政治学作为独立建制的学科，其实是“镀金时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发明，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彼时随着美国“进步运动”勃兴出现的社会改良要求。不过，美国政治学在形成初期，与法学、历史学不但在内容和人员上多有交叠，在研究方法上也无甚新意。比如，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前20位主席中，既不乏布赖斯（James Bryce）这样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也有不少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这样的法学家。规范性政治理论、比较政府以及对美国联邦、州和城市政治生活的描述性研究，大致构成了美国政治学初创时代研究与教学的主要内容。

　　在英语语境里，“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个说法早在1792年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著述中就出现了。19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新生的“政治学（科）”只不过为了克服 -ics 这个后缀被“政治活动、政治事务”义项占用的尴尬，不得不更加借重science这个标签。新生的政治学，远谈不上所谓“科学”抱负，而更像是持辉格派自由主义立场的美国知识精英们秉持社会进步愿景造就的学术圈子。这些人对彼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德意志帝国崇敬有加，对德意志国家学、官房学以及历史经济学派抱有好奇心，对从“重建时期”到“镀金时代”的美国因为大规模城市化、利益集团壮大、政党分赃体制以及“政治机器”控制大都市而浮现出来的诸多公共难题心存焦虑。

　　美国政治学的“科学化”

　　真正的学科转变契机，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梅里亚姆的带领下，迟至1892年才设立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借助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务支持，甩开东部老牌名校的政治理论研究传统，把统计调查、心理分析之类的新式研究方法大举引入对美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实现了政治学从研究主题到思维方式的“美国化”，开启了政治学“科学化”之先河，拉开“行为主义革命”的帷幕。可以说，从梅里亚姆、戈斯内尔、拉斯韦尔师徒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崛起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才初现雏形。

　　1900年梅里亚姆博士毕业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但开头20年，他在芝加哥市政公务上明显更为热心。1919年，梅里亚姆在芝加哥政界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下定决心把雄心壮志完全转向学术生涯。1921年，梅里亚姆发表《政治研究的现状》一文，可以视作他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之始，也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发挥“定向”作用的起点。文中他明确表达了对当时政治学中观察和分析方法的不满，呼吁加强对政治的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科学是以“方法”定义的，目的在于“控制”，而科学需要通过组织起来的职业化结构来推进研究，这样才能使其得以维系。

　　梅里亚姆拥有实际政治经验，人脉又广。他借鉴了其兄长运作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经验，筹组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与执掌洛克菲勒基金的拉姆尔（Beardsley Ruml，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密切合作。在洛克菲勒基金的巨额资助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影响力急剧扩大。梅里亚姆还曾试图游说洛克菲勒基金单独为政治学建立一个类似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机构，尽管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社会科学之间多学科交流、相互影响的氛围得以形成——不过在当时看来，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对政治学的单向影响明显超过后者的回馈。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总体来看，梅里亚姆执掌下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为政治学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四个方面明显的影响。

　　第一，从社会学和统计学中移植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方法，开始在选举投票研究中初露锋芒。特别是1924年梅里亚姆和戈斯内尔研究“不投票”现象时运用的新方法，比民意调查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的应用早了10年。1927年，戈斯内尔在《摆脱选举》中继续发展了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手段，甚至更具革命性地开始探索实地试验技术。当然梅里亚姆本人并不是方法专家，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主要还是戈斯内尔的贡献。到20世纪30年代，梅里亚姆又开始把问卷调查、态度测量（借自心理学上的瑟斯东量表）应用于他组织的“公民教育”研究，为20多年后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研究开辟了先河。

　　第二，移用心理学的研究思路，进行关于宣传运动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作为梅里亚姆的学生和合作者，拉斯韦尔将心理分析和精神病理研究带进了政治学中。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技巧》的基础上，开辟出了现代传播学这个新领域。

　　第三，以芝加哥市政运作作为直接的观察对象，进一步发展了古德诺、威尔逊等人开创的行政学、市政学，引导政治学和行政学经验研究聚焦于公共政策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的制度结构。1950年，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出身的大卫·杜鲁门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过程》，可以说是将本利特的利益集团分析思路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开辟的行为主义政治过程研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第四，聚焦政治权力问题。1934年和1945年，梅里亚姆分别出版了《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两本在风格上似乎更接近老派政治理论著作的作品。拉斯韦尔则在二战后出版了作为战时传播研究项目副产品的《权力与社会》。这些专注于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作品，似乎没有像芝加哥学派其他经验研究成果那样在方法上显得“科学”，却揭示了行为主义革命对于政治学基础设施的底层关切——从聚焦政体分异到聚焦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在政治制度研究之外为美式政治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关切基调。

　　上述四方面，无一例外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科目，深刻影响了当代政治学的走向。当然，芝加哥学派的这些早期作品，如今很难像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那些政治学经典那样“常读常新”，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的确实现了“把政治学打造为一门科学”的抱负。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不同科系之间的界限被淡化，政治系学人可以利用整个大学不同学科各式各样的方法工具。正是由于这种眼光长远的议程设置，芝加哥学派虽然只活跃了20年，“但它的生命在整个学术界扩展传播，它仍然代表着今天政治学的一种主流，如果不是唯一的主流的话”（赫伯特·西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