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总结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揭示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培育、创造和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全球化呼唤文化主体性的出场

　　人类现代化的全球性普及，带来了当今时代文化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原先农业社会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舒缓节奏。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是资本、经济的全球化，它肇始于西方，是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普及和拓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方面，全球化挖掉了工业化脚下的民族基础，改变了原先地区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同时使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变成世界的、全球的文化，加速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凸显了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紧张，使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威胁。强势一方的文化往往对弱势地区的文化采取“文化殖民”，企图移植本民族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观，造成了文化价值冲突。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构建“挑战—应战”模式来形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

　　基于此，全球化下文明的对话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追寻，向往着自身的文化根脉。在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下，我们要着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重建和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

　　回视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失落、复归到巩固的历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从原来的人类文明领先地位沦为猛烈质疑与批判的对象。近代知识分子也在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包括从器物制度层面的考察到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省。全球化文化形态间的交互激荡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局面，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一度陷入迷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华大地上找回、发展、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致力于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在这种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日益呈现出来。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历史中走来，又在不断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显著特征

　　文化主体性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拓创新的超越意识。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适合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自我意识”，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既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亦步亦趋、妄自菲薄的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要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要守正创新，对待世界其他文明要开放包容，因此其标示的是一种民族自我意识的理性化和成熟化。

　　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相较于西方文明的向外探寻、征服自然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反身而诚、反求诸己的生命意识，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主体性，这在儒家文化中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强调人作为主体，要经常反思自身做事、做人、为学是否合乎“礼”。到了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带有伦理与志向的意味，孟子强调个体经过学习、修炼皆可成王成圣。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突出了主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提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体现主体决定了客体的呈现状态，也就是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到了近代，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思想，凸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而是奠基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并不断得以确立、更新，同时由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所共同认可、共同维护。

　　文化主体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自我意识”。文化主体性回答了中华民族文化“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诉求，彰显文化的生命自觉和动态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所表征的就是个体能动的生命世界，人需要在能动的自我意识的引领下，在现实实践生活中展开自己的生命历程。因此，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主体所表征的就是人的文化生命，即文化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主体性就是主体生命的实践自觉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这五大突出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呈现。也正是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召唤下，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交融和文明洗礼，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绵延不绝、向前发展。

　　显然，“文化主体性”既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又是一个历史实践概念。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呈现方式。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我们继续巩固和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根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当代实践，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致力于文化自强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我们应该以全球和动态的眼光来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觉醒，唤起了整个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创新意识，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物质基础。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基于此，时代亟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发展，只有确认文化主体性，才能明确文化力量的时代方向，克服落后的、保守的价值观念，吸收先进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才能行稳致远、进而有为。

　　相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民族强大的突出标志，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底气。面向未来，我们要着力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来源，也是文化自信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文化主体性的引领下，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始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立足于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现实，善于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性，就如同无根之木、无基之塔，无法形成独属于本民族的自豪感、成就感与归属感。因此，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自觉守住文化魂脉与根脉。

　　首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妥善处理好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在全球化文化交往时代，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能动主体，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界，又建构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关系，这也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彰显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与之相应，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也越来越强。面对世界文化，我们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到风采与魅力——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差异中找寻民族自我，在“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中寻求共识，在平等对话中体认“他者”的文化价值。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我们尤其要克服两极对立的知性思维，要保持一颗文化交流的平常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要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总之，要以平等平视的平常心态促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开放胸怀同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

　　其次，文化主体性要求培育健康的文化自省态度。反思有利于进步，没有文化的自省态度，就不可能开启真正的文化创新。一个民族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时刻保持文化危机意识。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意义给人们的行为选择实践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但也存在着很多危机与风险，如何在文化多样化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一个民族拥有了文化自省意识，才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活力。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不断反省才能“辅新命”，继而达到“中庸”的境界，才能更好地参与到全球文化话语体系中。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而是积极向内找寻符合现代潮流的意义和价值的因素，实现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性决定着一个民族能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历史上看，正因为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才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种坚定的自我深深嵌入中华文明史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肌理之中，并激活了今天中国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觉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需要文化先行，确保在2035年率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自觉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吸收养分，让越来越多人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精神魅力，面向世界去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我们还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精神指引，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