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基石。蓬勃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及与其相伴相生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让世界享受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超长景气。中国加入了以关贸总协定和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进入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战略部署，这对于我们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实行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要求制定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实现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呈现了从数量小到数量大、从质量低到稳步提高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货物贸易总量2022年超过40万亿元，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服务贸易占比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家。同时，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不断提升，格局发生变化，制度开放不断取得进展。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贸易，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亚投行，成立丝路基金，启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多个贸易投资协定，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进一步扩大多边合作范围，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彰显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勇气。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逐步显现，这也意味着经济开放战略和结构调整战略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从充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外需市场逐步转向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我们要充分认识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经过改革开放4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深度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外资企业涉及2亿人就业，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成为21世纪全球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巨大动力所在，更是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的必然举措。

　　高水平对外开放承载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总结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中国要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基础。

　　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提供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保障我国经济维持中高增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建立更为稳固的大国地位。

　　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巨大优势，全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优势，科技创新的人才、技术、产业、市场潜在优势，并使之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

　　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外部环境，打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和平与发展构成的威胁及对中国的围堵遏制，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营造有利的时空条件，使中国能够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围绕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断头路”，疏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磅礴力量，凝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开放协调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想共识，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循环，不断拓展中国的发展空间，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关键一招

　　新时代中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同世界的合作范围和领域，提升开放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实现中国与外部的物质、资源、信息和能量的高质量输入输出，成为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关键一招。

　　一是对外开放层次高，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高品质。高水平对外开放“量”“质”并举，以“质”取胜，不但推进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服务市场、信息数据市场的高水平开放，而且进一步推进制度型的对外开放，既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又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利用外资的综合质量，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补齐我国高端技术和高品质服务的短板，破解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卡脖子”难题，高质量地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消费需求，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创造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就业机会，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继续发挥出口对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支撑作用。

　　二是对外开放范围广，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丰富度。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立足于全球视野，只有打开国门搞建设，全方位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才能获得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诸多优质资源，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要充分利用我国比较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施国内国际开放空间格局的双维扩张，扩大开放合作的“朋友圈”，优化对外开放的外部空间布局，构建全球利益分布格局，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勇敢面对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严峻挑战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不断提高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提升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更有效的手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更有活力、更具影响力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对外开放程度深，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牢固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但要高水平地推进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数据市场的对外开放，还要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结合起来，稳步扩大更深层次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对内的制度改革带动对外的制度开放，以对外的制度开放倒逼国内制度创新，对内破除制度约束、促进央地协同与区域协同，对外加强国际规则协调，争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则、制度建立的参与权、主导权，从而以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吸引世界优秀的人才、跨国公司和企业、更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入驻中国，以增强中国的创新力。

　　四是对外开放支撑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稳定性。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组织机构，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规范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行为，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起四梁八柱，同时顺应大势、主动作为，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抓手，构建开放型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摆脱对国外关键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以足够的底气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克服制约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性、结构性矛盾，畅通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信息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一些发达经济体坚持零和思维，借口“防风险”“保安全”，逆历史潮流地组“小院高墙”，企图脱钩断链，人为阻断各国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内在联系，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而发展中的中国却始终坚持“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不开放就不会有发展，封闭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的正确方向，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开放、稳定、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防止世界经济落入“泛安全化陷阱”。

　　2023年11月，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5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集中展示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等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示了各链条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其中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供应链体系龙头企业亮相链博会，来自境外的参展商占比达26%，其中来自美国、欧洲的企业占外方参展商总数的36%。这是中国在连续举办六届进口博览会、十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及先后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基础上，顺应时代呼唤，创造出的一个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的国际化平台，也是彰显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这些高档次的国际博览会、交易会，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互利合作的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平台，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回击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去风险战略”等“逆全球化”措施的决心和担当。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巩固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是各方的利益所系和迫切期盼，也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中国举办进博会、链博会、数博会，就是为了顺应时代呼唤，创造一个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国际化平台。历史和现实证明，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保持稳定时，世界各国就普遍受益，世界经济就能稳步增长；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受到阻碍时，世界各国就普遍受损，世界经济就开始萧条衰落。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和发展者。中国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建设得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中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一要构筑安全稳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保障中国自身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持续为世界提供优质的中国制造、稳定的中国供给，从而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二要构筑畅通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强全球互联互通，让要素更加便捷循环、有效配置，使中国能够从国际市场上有效配置资源和要素，继续高水平地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创新合作，提升中国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三要构筑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对中国经济的围追堵截，营造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中国经济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积极参与绿色发展领域国际合作，努力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绿色低碳转型。四要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积极推进同各国的产业、产能合作，使中国融入广泛参与、优势互补、共享红利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之中，为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多便利、更好保障，并带动发展中国家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全球经贸规则调整和重塑中提升话语权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要求，也是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外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这种要素流动型的对外开放，有效促进了中国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更多的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舞台与国际先进企业同台竞争。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对外开放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策驱动型对外开放呼之欲出，以放宽审批权限、减免关税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吸引外商和外资进入中国的各种开放政策纷纷出台，如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等相继建立。这种政策驱动型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大市场，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商品要素流动型和政策驱动型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不断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边境开放的举措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价值链对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作用相对有限。

　　随着国内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转型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中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扩大招商引资力度，采取减税免税等雷同化、同质化的优惠政策，使得中国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政策驱动型开放的效果逐渐衰减，于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层次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势在必行。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战略部署时明确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以“刀刃向内”的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放管服改革为特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提供支撑扫清体制机制障碍的开放。与政策驱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更具基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内生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诸多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做支撑，中国的对外开放不能仅停留在放宽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减免税收、两头在外大出大进这种商品要素流动型、政策驱动型的对外开放层面，而更需要注重体制机制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全面接轨的开放。只有制度型开放，才能使我国加快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让中国经济运行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营造出公平、开放、统一、高效、可预期的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便利的市场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保障。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和政策驱动型的开放，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主动选择开放的行为和结果，为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开放，本质上尚属于被动和跟随式发展，我们在其中扮演的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和遵守者的角色。中国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尽管使中国在中低端层面实现规模快速扩张和一定程度的升级，但在迈向中高端进程中则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堵截，制约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显然，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不能始终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和层次上，在规则上也不能再继续成为被动接受者。因此，在全球经贸规则亟待大调整、大重塑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展现大国的使命和担当，实施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调整和重塑中提升话语权，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营造更优的国际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