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全球史观”一词随着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而在学术界广为人知，并成为许多学人理解全球史的一个关键概念。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最初十余年，当全球史传入中国之时，中国史学界曾对这一概念展开争鸣，一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褒贬不一的情况。笔者认为，“全球史观”作为体现全球史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核心概念，并非完全从西方全球史中“拿来”，而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全球史理念影响下进行跨文化阐释而生成的一个中国化概念，体现了中国学者面对全球史的兴起而进行的相关理论思考。

　　霍奇森和巴勒克拉夫的世界视野

　　最早从史学理论视角反思历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论”并提出“世界视野”的学者，是美国的马歇尔·霍奇森和英国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早在1944年，霍奇森就发表了一篇探讨如何书写全球史的论文《世界史和一种世界观》。在该文中，他批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念，提出要把欧洲置于世界之中来理解，并认为这种世界观不仅具有史学方法的意义，也是用来打破西方民族优越感的一条合适的途径。因此他倡导历史学家“从总体上建立一种‘全球的’世界观（a ‘global’ world outlook）”。为此他提出：“我们应该做两种事情：首先是鼓励书写世界历史。我确信可以这样说，现有的历史书没有一本试图要展示出一个整体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不过分突出欧洲及整个‘旧世界’文明的发展。其次，即使现在做不到这点，我们也不应该继续谈论那些语汇而使人们头脑中形成一幅歪曲的世界图景，使得我们已有的灾难性的狭隘观念持续下去，从而妨害人们根据一个‘全球的’世界来思考的可能性。”1954年，霍奇森发表《作为一种世界史方法的半球区际史》一文，将其全球史研究路径进一步阐发为“半球区际史”方法，并提出这种区际史方法对于确立起世界史方法（world-historical approach）具有重要意义。

　　在英国，巴勒克拉夫于1955年出版了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其中《透视欧洲：欧洲史的新观点》（1954）和《欧洲史的终结》（1955）两篇文章，集中阐述了其将欧洲置于世界之中、倡导从欧洲视角转向“世界视野”（world-wide perspectives）的观点。他认为欧洲与外界的联系是塑造欧洲历史的重要因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这需要一种新观点来考察欧洲与世界的历史。他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其自己看待历史的观点；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关于欧洲历史的新观点，用一种新视角来审视处于一个全球政治和全球文明新时代的老欧洲。”1964年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一书，便体现了其从全球观出发考察世界历史的主张。勒芬·S.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阅读该书之后，于1965年6月发表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展示了一种探讨人类史的全球方法（global approach）所具有的可行性和创造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这一研究再次表明了全球视野下的丰硕成果。”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视野

　　1959年，勒芬·S. 斯塔夫里阿诺斯发表《世界史的教学》一文，提出世界史教学应该具有一种“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除了讲授欧洲史，还应包括非洲史、中东史、印度史和中国史等，由此突破以欧洲史为中心的世界史框架。1962年，他把这种想法运用于他与几个学者合著的《人类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这本书是英语世界中最早使用“全球史”作为书名的著作之一。就在同一年，美国学者汉斯·科恩出版了《民族主义时代：全球史的第一时期》一书。斯塔夫里阿诺斯和科恩都意识到了人类社会在20世纪中叶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阶段，因此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全球史”这一名称。

　　1964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发表《世界史编纂中的全球视野》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全球视野”这一概念：“这种新视野是什么意思？包括哪些？它的意思是一个栖身于月球而不是安居在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观察者所具有的视野。它的意思是对于每一历史时期，我们感兴趣的是具有全球性意义而不是地区或国家层面意义的事件或运动。更具体地说，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古典时代的中国汉朝和罗马帝国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中世纪时期的蒙古人比《大宪章》更为重要；近代早期俄罗斯在陆地上的扩张和西欧在海上的扩张，都同样比宗教改革或宗教战争更值得关注；今天，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发展与冷战集团或危机没有关系，而是与西方霸权的衰落有关，与新的全球关切（如对生态的关注）的出现有关。”至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关于世界史编纂的“全球观”基本形成。这一思想在随后出版的《全球通史》中体现出来。

　　因此，20世纪40—60年代，经过霍奇森、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阐述，“全球视野”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新理念形成了。与此同时，威廉·麦克尼尔作为一个将这一理念运用于世界史书写的实践者，也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新理念和全球史的兴起。他于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获得好评，成为西方学界从“全球视野”书写世界史、从文明互动角度阐释西方兴起的代表作。

　　“全球史观”概念的生成

　　1978年，巴勒克拉夫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其中专门写了一节“世界史的前景”来评述当时新兴的全球史，该节第一句便是：“Awareness of the need for 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 - for a history which transcends national and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comprehends the entire globe - is one of the marks of the present.”在此，巴勒克拉夫不仅提出了“历史的全球观”这个概念，还对其中的“history”加破折号作了解释，即这种历史是跨越民族和区域的边界、涵盖全球的历史，因此这种历史需要一种“全球观”（universal view）。198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译为中文出版，上述句子中的“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被表述为“全球的历史观”，同时这个概念被解释为“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文“全球史观”一词即渊源于此。

　　1988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第一版被译为中文出版。他倡导世界史书写的“全球视野”，并在第一章“引言”中开门见山地宣称：“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global overview）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个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这样，该书在中国被许多学者视为全球史的代表作，一些学者便以它为例来讨论“全球史观”。例如，徐奉臻的《用全球史观审视1500年以后的世界》（1997）、张广智的《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1998）、于沛的《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2001）、王文的《评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2004）、刘德斌的《“全球史观”的困局与机遇》（2005）等。“全球史观”概念由此传播开来。

　　“全球史观”概念的中国化

　　于沛在《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中提出了全球史观的“本土化”问题，并肯定我国一些学者为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史观作出了积极贡献。“所谓‘中国特点’，主要是指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研究、借鉴，或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倡导全球历史观时，既不脱离世界史坛的主潮，更不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将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认识和思考。”2011年，刘新成在《全球史观在中国》一文中对“全球史观”作了全面评述，认为对中国学者关于“全球史观”的讨论进行分析，“不仅具有史学史研究意义，也有一点‘跨文化研究’的味道”。

　　因此，从西方学者倡导历史书写的“全球视野”（包括world outlook、world-wide perspective、universal view、global approach、global overview、global perspective等不同表述），到中国学者对“全球史观”的讨论，一个新的史学概念便在跨文化阐释中形成了，即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历史书写的“全球观”，在中国学者的跨文化阐释中嬗变成为一种全球通史编纂的“历史观”，即“全球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名称是一种外来史学观念在中国本土化并进一步概念化的结果，它由英语中的诸多不同表述简化成为一个中文概念，以它来概括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而且其内涵通过学术争鸣得到进一步丰富，从而成为史学理论中一个反映全球化背景下历史书写的新概念。不过，从跨文化概念史的视角来看，中文“全球史观”一词难以回译成英文。因为，一方面它是对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书写“全球观”诸多表述的概括；另一方面，它在“全球观”的基础上增加了中文“历史观”的内涵。因此，很难再用一个英文词汇或短语来准确地表达“全球史观”。

　　“全球史观”作为一个中国化概念，其内涵除了全球视野、整体观、互动观、反对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等要素外，更重要的是引入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例如，车效梅在《对“全球史观”和世界现代史体系重新建构的思考》（2006）一文中提出，认识“全球史观”要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谈起，这一理论是我们理解和运用“全球史观”的重要基础；只有正确评价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从唯物史观视角理解什么是科学的“全球史观”。还有学者认为，周谷城和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编纂的思考及实践，也是理解“全球史观”的重要学术基础。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理应成为中国化“全球史观”的重要内容和思想基础。

　　总之，在中国生成的“全球史观”概念，是对全球史理念及方法高度概括和再概念化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全球史书写的理论思考，其内涵比英文“global perspective”或“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等概念更丰富。它既是一种审视历史的全球观，也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观，对于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19ZDA23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