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传春（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的干预尺度越来越大，不仅可以控制人的生老病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以制造出后人类。例如，在生殖控制方面，既能帮助人类避孕也能辅助不孕者生殖；既能利用冻精冻卵技术让人自由选择生殖时间，也能利用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试管婴儿技术避免出生缺陷。在死亡控制方面，既能实施安乐死，也能用人工的生命支持系统延迟死亡。在疾病治疗和身体改造方面，既能移植心肝肺肾，将来或可以移植头颅。至于用生命科学技术微调整容、切骨瘦身、断骨增高等更是不在话下。然而，凡此种种是否应该做，是否合乎伦理？常常是聚讼纷纭，争辩不休。面对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何捍卫人的尊严，让技术造福人而不是支配人，是当代生命伦理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程新宇教授的《人的尊严和生命伦理》一书，就人的尊严问题进行探讨。

　　一、尊严是一个历史概念

　　要考察各种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的干预是否损害了人的尊严，探讨技术对人的干预的边界在哪里，首先必须厘清什么是人的尊严。只有对此作出界定，才能判定生命科学技术的某种应用是否损害了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和生命伦理》一书对此进行了历史追溯和理论探究。作者不仅考察了尊严的含义及其演进历程，而且系统地梳理了有关尊严之争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人活得有尊严必备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及实践着力点。

　　正如作者所言，尊严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开放的并且仍然在发展着的概念，它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制度等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人们对尊严的理解以及现实处境中人的尊严状况也会发生变化。虽然那些有自我意识和行为能力的人如何提升自己的尊严、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是历代美德伦理和政治伦理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生命伦理学涉及的特殊人群的尊严问题，特别是胚胎、胎儿、婴儿、植物人、精神病患者、不可逆的昏迷者、严重智力障碍者等没有自我意识或不能自主决定者是否有尊严，如何维护其尊严问题，却是更加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

　　尽管在历史语境中，尊严的含义多种多样，其理论论证也是五花八门，但当前或可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人的尊严有两层含义，一是每个人凭借理性和道德上的努力不懈追求卓越，对人类作出贡献，从而赢得的尊严。这种尊严在人和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尊严负责（自尊），社会对此应给予恰当的承认。二是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生而具有的尊严，即人类物种高于动物的尊严。这种尊严是人人平等享有的，别人要对自己的尊严负责（尊重他人），社会对此应提供制度性保护。前者可称为价值论意义上的尊严，是派生的尊严；后者可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尊严，是本真的尊严。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生命伦理学重点加以探讨的问题之一，否则就很难将人的尊严问题引向理论深处。

　　二、尊严与身心灵关系问题

　　探讨人的尊严问题，首先就需要弄清是关于“谁”的“什么”。也就是说，除了要定义“尊严”，还必须定义“人”，而人不仅拥有一个身体，还拥有心灵。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身心二元论将心灵和身体对立起来，身体处于物质的、从属的和被支配的地位，所谓人的尊严主要指心灵的尊严。传统理性主义容易走向科学主义，导致以维护人的尊严之名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对身体进行任意操控。这是以尊严之名走向了尊严的对立面，堕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理性深渊，即现代科学技术成了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的根源。

　　程新宇教授认为，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身体转向、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理论以及当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中有关身体的界定，可以作为理论资源让人重新认识身体、重新认识和定位身心关系。据此，身心关系不再仅仅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而是身心不可分割，身体即主体。此外，从人格同一性反观身心关系，也有助于重新认识身体，重新认识人的尊严和身体的关系。“出生前—此在—死亡后”的人格是同一个连续的人格，尊重人格就意味着尊重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乃至尊重人类历史。由此观之，人的尊严不仅系于心灵，也关乎身体，甚至关乎人的历史背景和死后影响。由于生命伦理学中的身体的特殊性，与人的尊严之争相关的常常是出生前和死亡后的身体、生病的身体、部分的身体等。所以，认真审视身体的历史和身体的尊严非常重要，这是解决生命伦理中尊严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

　　在这里我们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的生命发展历程中，与心灵有关的因素主要是人的理智和情感（关乎智商和情商）。但是，即使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在评价心灵的尊严时，也并非仅以智商和情商高低作为标准（其实这仍然是身体标准），而是某人的智商和情商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大小为标准。高智商不等于高贡献，人也可能做出高智商犯罪。所以，心灵的尊严与德性不可分割。社会是依照某个心灵合德性对人类贡献的大小来给予其价值评判，个人也据此赢得尊严。如果社会对此没有给予恰当的承认，那么由于社会不公，个人的尊严就会被贬损或遭受践踏。另一方面，在人的生命发展历程中，与身体有关的因素有基因、血缘、性别、疾病、残障、衰老等，这些都是身体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这些身体因素或身体状态的歧视就贬损了人的尊严。因为我们不能把人的一生割裂开来，主张其在青年或中年时有尊严，在幼年和老年时就没有尊严。而且，即使只是身体性存在，那也是某个人的身体，不同于动物的躯体；即使只是尸体，那也是某个人的尸体，而不是动物的尸体。

　　因此，其承载着这个人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情感和文化。身体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的尊严，社会制度应给予所有人同等的尊重和保护。当然，在涉及动物、胚胎、成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和意识等级区分是当前比较可行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对心灵的塑造成就了人的理性和道德水平，进而影响着人的尊严，同样，营养状况、医疗保健状况、身体意识、身体审美、社会政治和权力等对身体的形塑，以及整形美容等科学技术与流行文化合谋对身体的形塑，也影响着人的尊严。

　　三、生命科学技术应用的尊严边界

　　探讨尊严理论的目的自然是为捍卫尊严的实践铺平道路。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生命伦理学视域中人的尊严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探讨生命科学技术应用的尊严边界。例如，针对辅助生殖、医学整形美容、基因治疗和增强、死亡和安乐死等领域生命科学技术的干预到底在什么情境下贬损了人的尊严，在什么情境下提升了人的尊严等。需要我们辩证地分析问题和寻找实践中解决尊严问题的路径，试图在生命科学技术实践中捍卫身体和心灵的尊严。

　　比如，对于基因技术而言，如果用基因技术预防和治疗疾病，那就是在用人类的智慧对抗自然和改变命运，捍卫人的尊严。反之，如果做不必要的基因检测和基因增强，乃至制造基因超人，则可能导致在就业和保险等等领域实践中的基因歧视，导致将人还原为基因，导致人被技术支配，导致罔顾人的理性有限性的狂妄僭越，将人类命运置于巨大的风险中，诸如此类的种种做法都会贬损人的尊严。对于判定死亡和实施安乐死的技术而言，死亡过程的医学化、人被科学化对待的生物医学模式、以赢利为目的医疗导向，这些广泛存在而且多数医生习以为常甚至积极奉行的做法，都是维护临终病人尊严的障碍。“疾病”从来就不仅仅是生理表达，更是生活体验。从尊严的社会处境维度来看，充分考虑临终病人的主观感受及其合理愿望和诉求，建立将病人当“人”来关怀而不是当“疾”来处理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及进行相应的医疗体制机制改革，建成维护濒死病人的尊严的社会支持系统，才是维护濒死病人尊严的可行措施。

　　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通读了《人的尊严和生命伦理》一书之后，我认为书中个别学术观点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例如，作者对康德尊严观的看法与学术界关于康德尊严思想的主流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正如作者所言，学术界关于康德的尊严观存在两种对立的诠释，一种观点认为，康德的尊严就是指内在价值，它是尊重的基础。每个人都有尊严，所以人人都应该被尊重，因此人的尊严也是人权的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德根本就没有作为形而上学属性的内在价值概念，这种内在价值也不是尊重的基础。尊重的义务出自理性的绝对命令，康德使用尊严只是表达一物比另一物高的关系，其中并不包含平等的含义，因此人的尊严也不是人权的基础。

　　作者提出了第三种诠释。她结合康德的文本对康德关于尊严和价值的关系、尊严和尊重的关系、尊严和平等的关系以及康德尊严思想的连贯性问题做了认真解读，并分析了学术界两种对立的诠释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她重新解读了“内在价值”概念，认为康德所谓内在价值或绝对价值不是指一种形而上学的属性，而是指自在目的，据此她试图消解学术界对康德尊严观的两种诠释之间的对立。我认为作者虽然有创新的勇气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但据此认为以上两种对立的诠释都是基于对康德的误读，并且自己的论证已经消解了这种对立，还需要斟酌。

　　此外，本书对中国哲学史上人的尊严的起源和发展及其表现样貌很少涉及。我猜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许多国内学者都认为尊严是一个外来词，中国缺少西方那样的尊严观。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的尊严的研究主要还是把欧洲哲学中尤其是康德的尊严思想介绍进来。二是因为作者一直是研习西方哲学。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儒家和道家都有丰富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思想，只不过在中国古代人的尊严思想常常不是以“尊严”这样的复合词来表达，而是以“尊”、“贵”这样的单词来表达的。例如，儒家有德性尊严论，道家有得道尊严论。

　　从与康德尊严思想相比较视角来看，先秦哲学中的尊严观的内涵与康德的尊严观的内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后，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都强调道德行为的自律性，和康德伦理学已有较多相通之处。而现代新儒家中如成中英更是认为克隆人、脑的复制和器官移植等有损人的尊严；方东美也批判科学主义的僭妄和洗汰道德情感和伦理规范等人文价值，有损人的地位和尊严；张君励和刘述先等他们都对现代科技带来的文明危机的认识和批判，甚至有点言过其实。他们都主张复兴儒学来应对现代科技带来的文明危机，保持科技发展和人文价值之间的平衡，这也表达了维护人的尊严的理念，而且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有人以《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的起草过程为例，说明儒家哲学不但包含与康德哲学相同的尊严观，而且已经为当代世界的人的尊严和人权思想做成了贡献。由此可见，虽然关于中国哲学中是否有人的尊严思想以及其内涵如何方面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对中国哲学中人的尊严思想进行梳理、研究和批判地继承，使之成为今天考察生命伦理学中人的尊严问题的思想资源。这无论是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来看，还是从解决今天中国人的尊严的现实问题来看，都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