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让新（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摘要：新时代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要以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为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逻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和肥沃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革命文化的继承、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机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方针。

　　新时代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要以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为基本前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是如何建立起来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这一科学回答，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视域，结合党领导人民一百多年来推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艰辛探索，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建立的主体力量与实践基础、根本规律与基本机制、基本途径与方式方法等，才能真正把握蕴藏在其中的根本的道理、深刻的学理和深邃的哲理。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哲学意蕴

　　主体性是一个关于人与对象及其人与自我关系的重要哲学概念，它要解决的是人从“物我一体”到“物我相分”后人类自我身份的确立、认知、认同问题，以及解决如何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运动中进一步建构主体自我完整性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阐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指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动物没有主体性，没有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意识，是“物我不分”“物我一体的”本能性存在。换言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就是能够把自我的尺度与对象的尺度区别开，并知道如何把两个尺度统一起来。马克思由此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可见，主体性首先表现为把自我与对象区别开来，承认自己的独立性。人的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就是独立性、自觉性、有意识性，他知道自己与对象的关系中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目的及其如何处理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主体性绝不是如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人固有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也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所以说人的主体性及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等都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了“现实的人”才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在阐述“现实的人”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阐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实的人”首先进行的活动是满足吃穿等物质需要的生产活动及其种族繁衍的人口生产活动，但最后强调“人还具有‘意识’”。〔5〕意识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标志性意义决不在于它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类精神从此有了相对独立性，彰显了人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自从意识诞生以后，人们“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6〕。正是因为意识具有了离开现实的对象就能够进行现实的想象，从此人类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甚至是越来越独立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的核心就是人的精神的独立自主性及由此而来的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思考和回答，开始成为一种文化的主体，成为意义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的这种理解在坚守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彰显了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

　　文化的自主性虽然基于人类实践而形成，但这种自主性一旦形成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空间上它逐步成为某一群体的价值取向、精神纽带并产生出其他力量取代不了的凝聚力、辐射力，而且从时间上它也演变成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并产生出巨大的传承力量和延绵动能。正是因为文化主体性的这种社会作用和动力功能，以至于它越来越明显地塑造着社会中的个体和个体构成的社会，所以哲学家们大都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存在”，人的塑造也就成为了“以文化人”。从人类历史的长河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及文明，其主要区别和特征就在于文化的主体性呈现出它们自己的特征，即主体精神世界的独特价值追求、独特道德观念、独特交往方式及体现出来的精神独立性、价值自觉性、行为主动性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面包含着创造的自觉性和自发性、自为性与自在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的本质性差异，也包含着创造出来的作为结果的历史与主体意志的一致性、吻合性问题。恩格斯在历史合力理论中阐述了历史合力的结果往往都超出历史主体的意志之外，并以此论证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决定性，这其实也是对抗性社会的一种常态。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随着主体性的彰显，特别是对于精神价值的认同、道德规范的认可和文化理念的内嵌，社会就不会因为主体的对抗性价值、对立性行为而导致行为间的相互消耗和抵消，社会合力的结果就会与主体的意志指向相一致，从而真正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真正体现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7〕。

　　综观人类文明史，文化从横向决定着“人以群分”，从纵向决定着各自不同的传统。特别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越来越现代化和趋同化的今天和未来，不仅是个体的人，更重要的是群体的人，如何界定自己还是自己，如何使自己仍具有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这个时候，文化的主体性，即“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就变得格外重要。由此看出，建立和提升文化的主体性，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整个人类，都是具有战略性、使命性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了这一历史规律，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所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9〕，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增强和拥有了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就源自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基于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和肥沃土壤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主体与主体性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主体是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主体都能够自发产生并具有主体性。主体性主要体现为主体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及其由此形成的影响力。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的主体性就必然表现为在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自为性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从而使得文明、文化立得住、行得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0〕。这一理论论断科学揭示了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实践根基，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体现出鲜明的独立性、自觉性、自为性。这首先源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文化主体性构建、巩固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形成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四个自信”不是简单的数字相加，而是根本的结构性变化，成为了一个有根有魂、有源有流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重要的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归根到底还是文化自信。〔1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文化自信作为更重要的自信提出来了，而且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新时代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文化建设上的独立、自觉、自为，始终站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根本立场上，始终坚守文化繁荣发展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亿万中国人民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党的百年历史证明，百年历史辉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作为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中的主体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人民对精神文化不断增强的需求成为文明、文化发展和建立文化主体性的强大推动力量。人民对精神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既包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翻身做主过程中创造形成的革命文化，还包括人民翻身做主后不断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这些文化建设中，人民感受到了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营养，感受到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性和巨大凝聚力。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增长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及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爱及信仰，为建立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广泛群众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历史责任，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人民立场和价值导向，强调文化为人民服务，文化繁荣发展要为人民提供丰富和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

　　第二，人民在中国大地的伟大实践为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的强大的持续的源头活水。人民是通过实践创造历史的，人民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形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磅礴合力。人民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社会持续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奇迹，创造了有力推动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的丰富实践经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精神文明、文化作品及其体现出来的智慧、情感、理想，有力地推动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巩固。

　　正是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及其在文化建设中的创造性、自觉性的不断发挥，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贡献了极为重要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作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引领者，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把人民在伟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坚实基础，赋予了这一主体性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革命文化的继承、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继承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主要特征和重要体现，在继承中发展是社会意识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要求。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载体和表现，其发展进步必然呈现出在继承中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这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也体现出继承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3〕。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客观规律、内在机制和方式方法，也充分证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守正中创新、继承中发展、借鉴中进步的基础上建立的，遵循和体现了文化发展和文化主体性塑造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机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的继承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文明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主体性，从“旧邦新命”到“诸子百家”，从儒学正统、“儒释道一体”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平性，这种文化的突出特性及其背后的文化主体性的独立性、自觉性、自为性，既是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灿烂文明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走向了文明蒙尘、民族蒙羞、人民蒙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受到极大影响，一些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轮番上演。尽管这样，几千年形成和塑造的文化主体性并没有完全丧失，各种救国方案、各种抗争运动从未中断，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精神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自信，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中华智慧及其贯穿其中的精神自主，高度自觉地推进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4〕，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密码和活力，而且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气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还继承了革命时期创造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努力建设以及由此而来的伟大革命实践，共同塑造和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的主体性，彰显了这一文化主体的独立性、自觉性、自为性，也充分体现革命文化的影响力、引导力、凝聚力、辐射力。特别是以形成伟大建党精神、丰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创立毛泽东思想等为标志的文化主体性，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和动力源泉。也正是在这一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到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飞跃。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5〕，要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教育，开展党的初心使命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着力培育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把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并长期执政的第二个科学答案，使党的革命文化及其主体性在新时代得到了真正有效的继承和发展，把中国共产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锻造得更加自信自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使其能够推进建设人民自觉创造历史、人民科学评判历史、人民共享历史辉煌的人类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社会主义文化大旗，坚持文化发展的人民立场，坚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着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纯洁党风、政风引领社会风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大大提升，新时代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北斗精神、丝路精神、探月精神、斗争精神等，大大拓展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制度性、全面性、科学性的主题教育，持续有效地丰富和拓展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大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断推进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正是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和形成了文化的主体性，强化和提升了文化主体的精神独立性、信仰纯洁性、理论先进性、实践自觉性、斗争主动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建立和巩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最直接最显著的体现。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和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的。由于不同实践方式、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传统，人类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换言之，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传统和特色的区别，从而使人类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特征和图景。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包容、互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要求，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和进步就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交融、包容中互鉴、吸收中丰富基础上实现发展进步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张骞出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其典型的文化交流案例。通过这些文化交流，我们不仅向外传播了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我们借鉴吸收了不少外来文化，这些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被逐步吸收消化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体系，塑造并巩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征。近代以来在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人民并没有拒绝外来文化，而是在不断探索和发现外来文化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成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创立，从改革开放中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共商共建共享到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上始终秉持交流交融、包容互鉴的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把文化有意划分为高低贵贱并推行文化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行径，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既积极推动人类文明、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又自觉建设具有独立性、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正是在积极面向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基础上，通过广泛的交流交融和自觉的包容互鉴，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发展，扩大了世界性传播，提升了国际性影响，增强了人类性认同。也正是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过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建立和巩固。

　　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方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文化的核心是自我的认知和确认，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文化命题的自觉思考和解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主体与“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16〕紧密联系起来，深刻洞悉了文化主体与自我确认之间的本质联系。如何探寻“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呢？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的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就从规律性认识的角度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基本规律，也为建立和巩固这一主体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导方针。“两个结合”之所以是建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和实现“两个结合”中不断思考和科学回答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确认了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一“坚定的自我”身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勇敢而坚定地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践行者身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决定了这种信仰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信仰，是为了人民幸福、人类解放的崇高价值信仰，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专注实践改变世界的知行合一的信仰，是随着时代变化和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发展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人民幸福、人类解放的引领者、践行者这一“坚定的自我”身份。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方法论视为我们党的“看家本领”〔17〕，通过党的初心使命教育和不断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和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着力建设能够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政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理想信念，不断强化和自觉巩固着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践行者这一“坚定的自我”身份。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确认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坚定的自我”身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相结合，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如何解答和解决中国具体实际中体现出来的时代课题和实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和确认了自己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践行者的身份认知和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8〕，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多次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力量和中流砥柱〔19〕。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和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到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科学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要求，不断推进和实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根本利益。从脱贫攻坚到实现全面小康，从推进共同富裕到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背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如磐石，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深入骨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引领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强化，在这个方面和领域中“坚定的自我”身份得到高度认同。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不断确认和强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发展者和代表者的“坚定的自我”身份。“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新和创造，对于塑造、建立和巩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深刻揭示和充分肯定，认为“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0〕“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发展者、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体现和强化。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使之与中华智慧相融通，与中华血脉相贯通，与中华文脉相联通。正是根据“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我们建立和完善的政治制度具有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和文化上的正当性、合理性。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创新和伟大实践，极大推动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发展者、代表者的身份认同，建立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上的主体性，并使这一主体性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高度。

　　“两个结合”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在建立、塑造和巩固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上具有根本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塑造和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化主体性的“坚定的自我”身份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典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独立性、自觉性、创造性和责任感、使命感得到了充分彰显。自觉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和实现“两个结合”，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践行和完成的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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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79.

　　〔12〕〔18〕〔19〕毛泽东选集: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04，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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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22&ZD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探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23XJA7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