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原所长、四川大学文科讲习教授）

　　2008年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组成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在亚洲地区以及部分欧美发达国家进行了历时10余年的考察、调研，对世界多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探索与发现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共性与差异，从中寻找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规律。当然，这项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还是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国际视野中的比较与借鉴。

　　我们在现代化比较研究中逐步获得了一些理论性发现。本文就这个问题做简要论述。

　　现代化转型的三项基本条件

　　工业化、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趋势。工业化、现代化，一方面带来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问题和矛盾甚至风险。从“二战”后的历史进程看，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但也有不少国家在经过一段发展后，出现了社会动荡，最终未能完成现代化，甚至成了所谓“失败国家”。

　　为什么在战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国家成功了，一些国家失败了？通过多国调研，我们发现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即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率问题。

　　我们发现，凡城市化率达到65%及其以上的发展中国家，都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即使出现过严重社会冲突与动荡也都经受住了考验。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国家是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另一些国家，在城市化率达到65%之前，遭遇了社会冲突与动荡，结果被中断或大大滞缓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菲律宾和缅甸。

　　为什么城市化率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成功与失败、倒退的一项重要相关因素，甚至成为一种显著的外在标志？

　　我们认为，高城市化率反映和体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导致新型社会结构产生，以及新结构之上社会精英阶层的整合和社会保守意识的形成。我们将这三者称为现代化转型的三项基本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流动逐步沉淀、固化为新的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进而构成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各群体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了。由此，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盛行的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动力就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体制就有可能得到保障。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及相应政治发展中，社会精英阶层亦随之变动，不断分化、组合，旧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基础上，不同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约束与引导，从而使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的社会秩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以及保持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社会主体、主流，即占人口多数并拥有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认同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新社会保守意识，有助于改变社会氛围，抑制“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

　　概括起来说，我们研究表明，新型社会结构、新精英阶层和新保守意识这三项因素是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社会的门槛条件。

　　“功夫在诗外”

　　结合我们多年做现代化比较研究的经验，对于做国别、国际问题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研究队伍培养，我们有两点经验及看法。

　　第一，做国别、国际以及比较研究人员的素质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类研究？我们认为，这类研究人员应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是语言能力，二是知识基础，三是人脉资源，四是一定的理论功底。语言能力是第一个必备条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应具备关于对象国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知识，最好有在对象国学习、工作、生活的经历。人脉，是这一领域研究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素质。调查研究的关键是“找对人”，“找对人”是调查研究方法中的方法。人脉资源，就是研究的“矿藏”，是最重要的研究途径与手段。最后，研究者最好还具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以便于分析、归纳和概括。

　　第二，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培养。从目前现实情况看，我国这一领域中现有科研队伍，主要是由做国别、国际问题研究和做理论研究的这两部分学者组成。这两部分学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前者有专门知识、语言能力好，而问题是理论功夫比较薄弱，分析、概括能力不足；后者则有一定理论功底，但对对象国缺乏了解，知识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要在科研实践中、在国际调研中训练和培养这两支队伍，使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进一步讲，无论做什么研究，研究者自身经验是必备基础。理论来自实践，而了解理论则要以研究者自身经验为依托。现在我们许多学者，关于外国只知道“说法”，关于中国不了解“做法”。这样怎么能做出真学问呢？！遑论做出有价值的好成果。

　　我们在科研实践中十分注重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按我们的说法，“功夫在诗外”，搞科研要“反弹琵琶”。我们鼓励做国别、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在国内多搞调研，以国内问题研究为主的学者要多出去走走；理论基础好的学者，要多做些现实问题调研；搞现实问题研究、做田野调查的学者，要多读读书，学学理论经典。

　　总之，越了解中国就越能了解世界，越了解世界就更容易看懂中国；越了解当下就越能理解历史，越了解历史就更容易理解当下。而你如果连脚下的土地都不了解，那就谈不上了解世界，谈不上了解历史，更谈不上了解理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学问都是从脚下开始的。所以，我们说：用脚底板做学问，脚底板下出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