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昭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任何一种学说要想保持活力，必须回应时代问题，在新的语境下再诠释、再创新，阳明学也不例外。近年来，学界有关阳明学的研究日趋升温，其带来的问题亦随之渐显。这就需要明确阳明学的特质、综合认识阳明学的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前瞻阳明学的研究方向。

　　阳明学的特质

　　宋明理学的时代主题，是回应汉唐时期重视心性的佛教对于中国儒学的冲击。要深度回应，须在心性之学有所建树，阳明学便是迥然首出者。其特质有三。

　　第一，创造性诠释四书，重振富有活力的儒家心学。四书具有丰富的心学资源，以思孟之学尤为突出，这一传统却在汉唐几近中断。元代及明初，朱子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阳明学针对朱子学而起，富有活力、主体性强，在民间社会影响广泛，并在短时间内风行天下。阳明学激活了《孟子》的良知，并结合《大学》的致知，创造性提出了“致良知”；继承《论语》的孔颜默会传统，揭示“千圣相传密机”的先天之学；拓展《中庸》的未发之中，以北辰之喻指引先天明确的道德方向；又以《大学问》融合《论语》的克己复礼与《大学》的明明德，以复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将心的活力赋予天地万物。

　　第二，个性化强。“个个人心有仲尼”，每个人都有孔子之圣的潜质，但每个人的良知呈现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所致良知亦有差异，如王阳明学三变、教三变。个性化表现为良知受到道德主体先天资质、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也使其缺乏固定的、共识的标准，由此导致良知的流动性、漂移性与致良知功夫的阶段性、特殊性。

　　第三，执行力强。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宋明理学也可以表现为仅传授道德知识。相对于朱子学庞大而缜密的理学体系，阳明学的体系性较弱，更重视践行。阳明学提倡知行合一，尤其重视行的力量，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创造力以及转化成生产力的实际效验。阳明学的强执行力要结合敏锐的道德方向辨识，行与知相配，其心性学基础是知与意的关系。

　　从现代哲学视野来看，良知属于道德心、致知属于求知，两者结合，致良知容易向知识论的求知发展，由此产生良知坎陷、能力之知等问题，同时也削弱了良知原初的道德性。从良知的道德情感出发，引入现象学研究，有利于为阳明学构建情感现象学理论体系，但同时也弱化了阳明学的亲和力、鼓舞人的活力与致良知的执行力。

　　阳明学的发展阶段

　　明代的阳明学主要包括王阳明之学与阳明后学两部分。在阳明学研究起步阶段，学界主要集中在王阳明研究。随着阳明学研究深入，阳明后学逐渐成为独立领域。阳明后学可视作王阳明本人学说的局部拓展，在数量庞大的阳明后学推动下，阳明学得以盛势展开。脱离阳明后学的王阳明研究显得单薄，同样，脱离王阳明学说的阳明后学个案研究易形成孤岛效应，因此阳明后学研究要兼顾阳明学整体研究。

　　一些阳明学研究者多倾向于弘扬阳明学的正向价值，甚至只看其正向价值，容易走向偏激。阳明学有四个主要发展阶段，价值亦有不同：在王阳明与第一代弟子阶段，良知学说初步形成并展开，阳明学主要表现为正向价值。在第二代弟子阶段，阳明学仍能维持正向价值，但反思者、批评者开始出现，这种批评既有学派内部的，也有来自东林朱子学等其他学派的。在第三代弟子阶段，阳明学流弊逐渐凸显，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阳明学发展面临困境，急剧衰落。第三代弟子之后至明清之际，阳明学成为众矢之的。王夫之与顾炎武批判最为激烈，认为阳明学应为儒学衰落与明亡承担主要责任；黄宗羲站在甘泉、蕺山后学的立场批评阳明学僭越儒学的基本伦理纲常；方以智承接泰州学派的着实进路，批判龙溪学的超越，他晚年接续传心法脉，更多表现为对阳明学的继承与捍卫。综上来看，阳明学的正向价值主导仅表现在第一阶段，此时阳明学兴起，具有冲击传统朱子学所带来的新鲜感；随着阳明学展开，在后三个阶段，阳明学的负向价值逐渐加强，后期更成为反面学说的代表。因此，忽略负向价值的阳明学研究容易导致评价的片面性与研究结论的偏激，甚至误认为阳明学“一是皆良”，不利于阳明学的客观深入研究。

　　阳明学的发展影响到其后学分化。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方学渐《心学宗》等著作均提及了阳明学传承或分派体系。《明儒学案》将阳明后学分为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八个门派，其中前四个学派最具活力，发展最盛。这种分派模式尤其适合王阳明的第一代弟子，而至王阳明再传弟子后，各学派相互交织、联系更加紧密，同一地域亦有不同学派，显示出这种分派模式的局限性。阳明学还可从心的特征分派，如寂、感、几、意。寂相当于精的凝聚，接近于江右王门学风，如罗洪先收摄保聚、聂豹归寂、万廷言贵精；感相当于神的流行，接近于泰州学派、浙中王门学风，如王龙溪重神、颜钧重“精神”、罗近溪提倡“神以达精”“精以显神”；几统摄寂、感，如陈明水、王时槐等以“几”与“研几”为宗旨；意可作为联结精与神（或寂与感）的媒介，通过“归显于密”，将意作为保证道德发动正确的指南针，这是刘宗周之学的要旨。总体来看，阳明学研究在寂、感、几、意的单极突破上都趋于深化，更加综合的研究值得期待。

　　阳明学研究方向前瞻

　　结合当前研究现状与时代背景，阳明学研究可在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促进阳明学各派统合，形成阳明学内部的合力；消解阳明学之心与朱子学之性的紧张，统合朱子学格物的外向性进路与阳明学格物的内向性进路，将两者同归于孔颜之学的博文约礼。进一步，可以藏阳明学于朱子学或汉学，乃至向前追溯尧、舜、文、武、周公、思、孟，向后与清代、近现代儒学打通，形成阳明学源流的整全性研究，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

　　第二，推进阳明学的实学进路，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阳明学总体属于高明上达的学问，是上梢头的虚学，其脱实向虚之弊多由此而起，并与佛教的心性之学相纠缠，形成阳明学的狂禅派，乃至解构儒学。阳明学研究应从理论上解决虚实统一的问题，如胡直的方案：“实者未尝不虚，而虚者乃所为实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达也。”又如方以智提出“藏虚于实”。应对虚学的上达之弊，可通过着实的下学平衡之，回到儒学循序渐进、高明与平实兼收的传统，以此与佛教区别开来。这可以解读为藏上达于下学，也可视为孔子之学在下学与上达两个进路展开后的再综合。

　　第三，促进阳明学心学特质的现代性转化。针对阳明学个性化强导致的不稳定性问题，可以通过引入公德公性，为良知划定基本准则。这样既可以使得个体道德修养的良知不断提升、保留良知的个性化，又可以通过基本的公德托底与限定，阻塞心学向荡肆方向发展的进路，将致良知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动力与克服困难的决心。阳明学在民间接受度较高，汲取阳明学在民间保持活力的经验，可以促进民间社会伦理道德与基层社会的生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