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学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及新中国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同时在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领域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烽火乱世中访古求经，创立并践行“田野与文本”“经典与礼俗”互释的研究范式，赢得了“撤去藩篱，为学别开生面；兀如山岳，立身饶有古风”（钟敬文语）的清誉。纵观马学良的数十年研究，他从人文科学跨学科视野出发，以总体性文化建构和整体性研究方法打通了民族语言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跨学科通道，对时下的跨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

　　1913年，马学良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家境的贫寒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他先后在荣成县县立模范小学、威海齐东中学、济南东鲁中学、济南省立高级中学就读，后因病中断学业，在荣成县师范讲习所教授国文。1934年，马学良前往北京，考取北京大学，受业于魏建功、罗常培、沈兼士、胡适、钱穆等学者。据马学良在《我的一生》中回忆：“一年级的课程，有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胡适先生的文学史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正是这一段北大时期的学习经历，奠定了马学良一生的研究基础，他在罗常培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先生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除此之外，他还深受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程影响，走上了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学良自述最喜欢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这门课的正式学生只有13人，而每次慕名来听课的足有几百人，因而不得不改在北大最大的大讲堂上课。胡适先生第一次把民间文学引进大学的课堂，吸引了拉洋车的平民百姓也来听讲，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战火纷飞中的求学时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迁往长沙，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临时大学，后因战事吃紧，决定再迁昆明。马学良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并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助手沿途考察、记录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马学良在谈及这一段经历时感触颇多，“闻一多先生一路采风问俗，收集少数民族的山歌、民谣、民间传说，由于民族语言的隔阂，调查时困难重重。当得知我在北大中文系学语言专业，就约我同去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调查材料，以便今后找兼通两种语言的人来翻译”。在西南联大时期，马学良依旧与闻一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吸纳并践行着闻一多所提出的“学术研究应走出书斋和故纸堆，面向大地”的理念。在闻一多的影响与引导下，马学良重视对民间文学的搜集采录，并初步奠定了他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忠实记录”的原则。可以说，湘黔滇之行引发了马学良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兴趣。他与闻一多先生的交往，是他“后来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重要原因”，植根于民间的学术态度使他后来的学术研究远超出一般学术研究的“陈规局限”，即所谓“撤去藩篱，为学别开生面”。

　　1938年，马学良将沿途收集到的素材加以整理，撰写了《湘黔夷语掇拾》一文，发表于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最有名的刊物之一——《西南边疆》上，正式开启了他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之路。同年，在宣威县乡村师范学校教授国文期间，马学良以西南联大教师赴宣威彝族地区的名义在当地调查彝族民俗风情，先后在《西南边疆》《边政公论》等刊物上发表《宣威河东营调查》《云南土民的神话》等文章。

　　初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1939年，马学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李方桂先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学。自此，马学良开始系统接受西方描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跟随李方桂前往云南省路南县尾则村进行调查实习。在整理撒尼语的过程中，马学良“记录了四五十个故事和节日、民俗、祭神等长篇材料”。当时他是为了日后撰写撒尼语语法研究的论文准备资料，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一时期的实地调查与田野实践影响了他后续几十年的研究方向。

　　1941年，马学良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组担任助理研究员。同年秋，马学良先后赴武定、禄劝、寻甸等彝族地区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字、宗教经文和社会历史。马学良“走村串户，考察彝族的风俗习惯，收集彝族的民歌民谣、古语谚语、神话传说”，经过数年深耕，他发现了彝文经典中的“礼俗之源流”。如马学良在谈到彝族祭祀太白神时要在地上插麻栗的风俗时，将其与搜集到的彝族洪水神话相联系，“洪水过后，彝族祖先因为挂在山崖的麻栗枝上，才幸免于死的。显而易见，麻栗成了太白神的化身，成为他们祖源的标志”（《“半肩行李半肩书”——访马学良先生》）。马学良还将彝文经典与彝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陆续发表了《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男女青年的夜会》《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倮民的祭礼研究》等论文，这些成果后来收入他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真实地再现了马学良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调查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历程，也是他进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他对彝族语言礼俗的记录与阐释，突破了单一的语言描述与分析，通过语言分析、文化诠释、理论建构三个层级，依据文化心理和文化语境进行比较研究，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将语言、文化分离看待的简单阐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语言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学说。

　　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科学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学良由北京大学东语系被借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筹建语文系。马学良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从少数民族师资培训和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两方面为民族语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56年，马学良应邀参与筹划全国第一次语言普查工作。在普查中，他沿袭了之前的研究，即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收集，为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进行资料储备。《民间文学》1956年8月号上发表了他与苗族学生邰昌厚、今旦合译的苗族史诗《金银歌》。在同期刊载的《关于苗族古歌》一文中，马学良强调了他进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忠实态度和科学原则——“在文义上，我们希望尽量译得忠实。我们的工作过程是这样：先用音标把全文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文，分头逐句翻译，互相传看后，再修改加工。一般部分都经过三次修改，个别段落经过四译五译。但是尽管这样，一定还会有不少谬误的地方”。面对20世纪50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马学良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发表了《更多更好地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一文，强调搜集、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须持严谨、客观的态度。他认为“口头创作中发霉的东西，也有闪光的真实，运用它，不仅可以填补历史空白，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纠正世俗偏见”（《“半肩行李半肩书”——访马学良先生》）。

　　钟敬文在《忠实记录原则的重要性——序马学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论集〉》一文中谈道：“学良同志在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记录问题的文章和演讲里，都强调必须忠实记录的原则”，这对于警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中存在着的“文学化（藻饰化）和政治化的记录”现象是颇具意义的。“我们认为：不但提供科学研究资料，需要一字不动的记录，即使为了提供选编群众文学读本的资料，首先也应该是忠实记录的（当然，在后来选编时，可以有一定的改动）。”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诗》译注和1985年彝汉对照版《阿诗玛》的出版，体现了马学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一贯思想。以1985年版《阿诗玛》为例，此部《阿诗玛》根据路南县彝文经师金国库的家传本翻译整理而成。为了不失原意和便于研究，马学良建议采取四行译法，“即第一行是原诗彝文，第二行用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逐字直译，第四行句译（意译），然后随文加注说明有关习俗”。此译本保留了原文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和民族形式，“不仅为深入研究《阿诗玛》文学者提供原件和忠实译文，且可为研究撒尼彝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提供较真实的科学资料”。在此部《阿诗玛》的“序”中，马学良谈到了处理民间叙事结构差异和情节缺失的方法，认为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搜集整理。他明确提出：“我们提倡忠实纪录，慎重整理。忠实纪录是基础，有了忠实纪录，才能整理出比较可靠的口头文学。只要忠实于原材料，不随意增删，不主观臆测地过分加工，就是好的整理作品。”当然，马学良所强调的忠实原则并不意味着对“改旧编新”的全然反对，他认为可以接受必要的删改和加工，反对的是“滥改”“脱离实际”“逢迎潮流”“强古人为今人”，提出“那就不是什么改旧编新，而是向壁虚造借尸还魂了”。

　　统揽全局的学术视野

　　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马学良着重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横向联系的研究。他提出“民间口头文学是语言研究的不尽源泉，而语言学是调查民间文学的重要手段”，陆续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开创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课题——试论少数民族的诗歌格律》等文章，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出版与今旦合译的《苗族史诗》，与罗希吾戈、金国库、范慧娟等合作译注的《阿诗玛（彝汉对照版）》。在民俗学研究领域，他提出“借鉴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对不同民族的民俗进行共时和历时比较，从横的方面探索各民族民俗的相互关系；从纵的方面追溯民俗产生和发展规律，从而构拟出习俗的原始形态”。

　　马学良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殚精竭虑，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无论是理论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学科发展，他始终秉持源自闻一多、罗常培、沈兼士、李方桂等老一辈学人的治学态度，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学科方向的建议。如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党和政府有计划地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搜集”，抢救重点作品，“慎重地翻译介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学良开始继续编纂40年代未完成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汉藏语概论》等多部教材，并将自己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以教书为乐，乐此不疲；以治学为乐，笔耕不辍”（《求实、求新、求真——马学良先生生平》）。他的一生，可谓“兀如山岳，立身饶有古风”，对于同侪，他虚怀若谷；对于青年学者，他始终以宽广的胸怀去指点、提携，从不吝惜赞美与鼓励。

　　马学良先生不仅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还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他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批学人，其在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中对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跨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视野对当前新文科、跨文化研究有一定启迪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