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曾有学者认为，旅游活动是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才出现的，古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但大量的史实证明，旅游是古已有之的消费需求。从皇帝到官员，从士人到百姓，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旅游方式。

　　“一国之人皆若狂”，百日之劳后的民间休闲娱乐

　　《礼记·杂记下》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弟子子贡（名赐，卫国人）之间关于“观蜡”的对话，提到了百姓的休闲旅游。“蜡祭”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由官府组织，百姓参与，集祭祀与娱乐为一体。有一次，子贡目睹了“蜡祭”盛况后，孔子问他有何感受，他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意思是举国上下，万人游乐，到了近乎狂欢的地步，他表示很不理解。孔子一语点出活动的真实目的：“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认为，普通百姓长年劳作，需要片刻的休息，“蜡祭”就是传统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娱乐活动，这也是他们主动创造的旅游机会。

　　古人的出游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交通条件决定了古人主要是近距离的本地旅游，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旅游时间受农时节令的影响很大，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旅游内容和方式的不同。普通百姓主要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参加区域性的旅游活动，所以“一国之人皆若狂”的集体出游场面并不鲜见。比如，到洛阳赏牡丹的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时期这里已有种植牡丹的记载，南北朝时期已普遍种植，唐朝时期到东都洛阳赏牡丹已变成了狂欢的节日。白居易在《买花》一诗中写道：“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孙鲂在《看牡丹二首》中写道：“看花长到牡丹月，万事全忘自不知。”王睿在《牡丹》一诗中描述道：“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牡丹花开有时，赏花不容错过，甚至出现“人人迷不悟”“一国如狂不惜金”的景象。当年因牡丹而起的旅游热潮可见一斑。

　　女性旅游在民间旅游中并不少见，时令节日里庙会上会出现众多的女性身影。妇女是逛庙会的主角，乾隆《林县志·风土》对当地庙会有记载：“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记有之。”女性出游是女性群体的精神追求，也是两性相悦的需要。女性还有专属的节日，许多地方流行“迎紫姑”“乞巧节”等节俗，女性可聚会、可娱乐，也会交友出行。在许多地方性的社日祭祀活动中，女性也会参与，甚至成为主角。在山西黎城、屯留等地有秋社，“士女走社愈盛”；长子社日士女出游称“走社”。看似是一种祭祀仪式，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心灵上的寄托与精神上的狂欢，“一国之人皆若狂”，正是他们百日之劳后休闲娱乐带来的欢乐。

　　帝王“巡游”、官员“宦游”与“士”的游历

　　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第一”中记：“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意思是自古帝王出游，其目的是监察百官、体察民情和问民疾苦，从尧舜禹到秦始皇，帝王巡游不绝。为保证帝王巡游而修建的道路、修造的马车和游船，提供的旅途需要的饮食、住宿和娱乐等条件，是不断丰富吃、住、行、游和娱等传统旅游服务内容的体现。

　　清代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有六次下江南的经历。他们巡游的规模很大，对此后的旅游风尚有很大影响。他们的巡游都有明显的政治、军事和思想目的，意在笼络江南文人、稳定对江南的统治，同时又都带有明显的游山玩水性质。二人都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园林艺术。他们仿照南方园林的造园艺术，在北京修建皇家园林，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在内的“三山五园”等。

　　与帝王巡游相似的是官员的“宦游”。唐代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诗作有宦海沉浮之意，也点出了官宦旅游是古代旅游的重要形式。官员较高的政治地位、良好的经济条件，加之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决定了官员旅游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帝王巡游。古代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决定了他们需要“千里去做官”，必须进行较大区域的社会流动（旅行）。他们“临民治事”，职责范围包括修建道路、整治山河、治理环境、修建公共设施等，这些都与旅游有一定的关系。

　　“士”为风俗之先，他们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执着，访友游学，著书立说，像司马迁著《史记》伴随着的是极其丰富的旅游经历；他们秉承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游历四方，以总结反思明朝亡国的教训；他们追求科学精神，问学山水，访古寻幽，出现了许多像沈括、徐霞客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士大夫以文会友，情投意合者，结社雅会，“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诚如明朝人方九叙在其《西湖八社诗帖序》中所说：“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志，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正是这个道理。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在中国古代旅游史上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旅行家。他们有代表国家外出行使主权的，也有因宗教信仰、商贸活动，甚至纯粹爱好而旅行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返回后呈上了一份翔实的出使报告，描述了沿途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经济物产和风俗人情等，对汉朝平定西域诸地、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张骞的壮游极大地拓展了中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出现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盛况。

　　元代的海运盛极一时，开创了海上国际交流的时代。元朝既出现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和尼哥罗·康蒂等西方“中世纪四大旅游家”来中国的盛景，也出现了中国人周达观和汪大渊出海旅游列国的壮举。周达观奉旨出使真腊，他在吴哥旅居近一年，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描写了吴哥城的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状况，参考价值很高，该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另一位旅游家汪大渊1328年从泉州出发，随商船浮海游历数十国，历时八年先后到达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诸地，后撰成《岛夷志略》，为此后中国与海外的交流积累了经验、留下了珍贵资料。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中国传统社会海外旅行的最高峰。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七次远航，每次率众上万人，行程数万里，游历了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远航经历和流传下来的“西洋三书一图”，对此后中国人的海外活动，尤其是私人海外旅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如今旅客观光欣赏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多是古人旅游时留下的，比如城池建筑、离宫别馆、交通驿道、官私园林等。古人的旅游活动还给我们留下了诗歌、游记、传说、故事以及石刻、方志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多彩的旅游风俗和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它们同样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人们的旅游生活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