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晶晶（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权麟春（贵州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学习思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语言伴随着劳动产生，劳动改善了早期人类的发声器官，锻造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提供了语言产生的物质条件。实践的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语言的实践则是指语言通过人类的抽象思维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实践的语言和语言的实践呈现辩证统一的关系。

　　实践的语言

　　语言在实践中产生。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劳动是语言产生的物质条件，劳动创造并发展了语言。在不断扩大的劳动交往中，人们要表达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合作交往也越来越紧密，这种紧密的交往刺激了语言产生的冲动，“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交往的需要促使人有意识地完善自身的器官以适应语言的发展，人的大脑和意识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因此，语言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社会产物，人在社会劳动中创造了语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在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在物质条件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得以产生。语言“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是劳动实践的产物。

　　语言在实践中演化。人要生存、交往就必须进行劳动。人们在劳动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语言。语言的发展是辩证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螺旋式演化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言：“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从语言的词汇来看，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越来越丰富，出现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等，人们所需要的新词汇也就越来越多，而一些旧的词汇也随着文化、思想、观点的更替等原因逐渐消失。从语言的变化来看，语言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与“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的变化是实时的，随着人们的实践而不断变化。从语言的语法构造来看，变化是缓慢的，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的语法构造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人们正是通过语言才得以实现对历史的窥探，并进一步通过历史对语言进行相应研究。

　　语言的实践

　　语言是帮助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考察语言的实践不仅要关注语言本身，更要关注它与现实世界的外部联系。通过语言的实践促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是语言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应有之义。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话语体系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格局，西方国家妄图利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霸权，炮制种种话语陷阱唱衰中国。揭露西方话语体系的逻辑陷阱，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迫在眉睫。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基石，筑牢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丰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实践内容、话语传播等核心要素。二是坚持继承性与批判性相结合。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继承哪些、批判哪些，往往并不取决于传统思想和语言本身，而是取决于语言传统如何服务于现实世界并解决现实需要。语言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语言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语言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语言服务现实的深度。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创造融通古今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三是创新话语表达形式，推动话语内容创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应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表达当今中国的伟大实践，将“物质成果”转化为“语言成果”，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彰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中国声音”。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语言能力，是国家意志得以传播的手段。马克思认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彰显的重要基石。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破除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沟通障碍，实现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此外，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还需要创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全球传播途径。一是探索更容易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机制，打造能够把握时代精髓并具有亲和力、分层次、分年龄的语言文化产品。二是以数字技术赋能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要利用好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借助智能推送算法，在海外媒体精准推送内容、引导舆论，提升中国话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三是构建数字场景图像，准确描绘用户群体，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网络画像。在此基础上，内容产品要做好点、线、面相结合，既有展示国家形象的“宏大场景”，也有展示人文情怀的“微小感动”。

　　辩证统一发展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如果全社会没有共同的语言，人类就无法正常交流，人们的生产生活将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无法生存生活下去。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语言，认识一个时代需要读懂这个时代的语言。要读懂当今这个时代，就要读懂马克思主义，读懂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悟马克思主义语言的魅力。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话语渗透的挑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改善以往机械化传授、单向性说教的话语方式，是马克思主义语言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语言既要折射当下的社会生活，又要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重塑。一是了解受众群体思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群众适应的思维方式、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用日常的语言文字、贴近生活的话语表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防止马克思主义语言退化成脱离群众的空洞说教。毛泽东同志谈到语言的实践时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语言，“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持“第二个结合”，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既能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也可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的生动体现，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实践的语言侧重于“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解释人类认识和语言活动的“言”。语言的实践侧重于“行”，是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的“行”。因此，实践的语言与语言的实践是辩证统一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对于我国而言，实践的语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积淀的宝贵财富。语言的实践需要不断增强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强大凝聚力，推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表达人民群众的生活所需和美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