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把健康和养老问题落实在一系列政府工作部署中。作为社会保障重要内容的老年健康服务，需要以增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来推动；涉及老年人群的健康产业，则是银发经济与大健康产业的交集，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促进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意义，甚至超出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和涉老服务产业发展本身。要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出发，探索老年人健康产业发展，从供需两侧培育经济增长动能。

　　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性发展和变化，低生育率导致的少子化和人口负增长，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也日益成为一个新的国情特征。从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定义来看，200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标志着整体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中国的老龄化率提高到14.2%，标志着整体进入老龄社会；2023年这一数据进一步提高到15.4%。在过去十年里，老龄化率每年提高大约半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预计到2033年或2034年，中国老龄化率将会超过21.0%，标志着中国将成为高度老龄社会。

　　在老龄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中，老年人口的健康需求更为突出，供求矛盾较大。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7.4岁，预期健康寿命为68.5岁。也就是说，中国老年人有8.9年的时间处于不健康状态，老年人群体中“长寿不健康”的问题较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之间存在着十年左右的差别并不算异常。例如，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澳大利亚、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巴西、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喀麦隆，虽然在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三国均具有两个指标之间的差距，分别为12.1年、10.5年和7.9年。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相应地，处于不健康阶段的老年人规模也是十分庞大的。中国人口转变速度及老龄化速度之快，必然带来一个特有的现象，即老年人口规模迅速增长。按照联合国预测，2034年中国成为高度老龄社会时，65岁及以上人口总规模约为2.93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7.6%。可见，解决好老年人健康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一个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可以大有可为的领域，有助于显著提高人民福祉，同时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现实意义

　　在2035年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衡量，成色十足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离不开以14亿多人口为基础的超大规模人力资源和消费群体的支撑。数亿健康老年人口，也必然是人口红利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积极贡献者。因此，提高老年人健康保障、促进涉老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吸引和接纳大龄劳动者就业、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而达到延迟实际退休年龄的目标，需要以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为基本条件。提高健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促进涉老健康产业发展，可以从健康角度提升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延长他们的经济活动年限。这方面的努力意味着对“新的人口红利”或人才红利的深度开发，从供给侧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作出贡献。

　　二是有助于解除老年人的消费后顾之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老年人的健康消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需求因素，可以通过增加消费支出、促进需求结构“三驾马车”的平衡，从而增强社会总需求的可持续性，不断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与此同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老年人健康保障的充分性还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使其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更加匹配。

　　三是有助于补足在健康领域涉老基本公共服务和市场供给的短板，增进全体老年人福祉。“未富先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和其他健康服务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补足短板总体上要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统一的原则。在具体推进中，由于增进老年人健康可以收获“新的人口红利”，同时涉老健康产业也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创造出的人口红利或改革红利，直接表现为产出和收入的增长。

　　老年健康领域的政策必要性和目标

　　我们通常所讲的人口红利概念，实际上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从狭义上说，人口红利是指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数量多和比重大的条件下，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资源重新配置、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等，均有利于形成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广义上说，在任何人口结构下，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地投资于人，充分挖掘特定人群的超大规模优势，均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创造有利的经济增长条件。可见，挖掘广义人口红利，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公共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甚至带来冲击性的效应，譬如降低潜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加重养老负担等。然而，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推动特定的产业发展，仍然可以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的积极方面。例如，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的提高，可以成为“新的人口红利”的人力资本基础。即便是“未富先老”这一特征，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譬如挖掘诸多尚存的后发优势潜力。因此，在更高程度的老龄社会，同样蕴含着可供挖掘的人口红利。

　　促进有关老年人健康的产业发展，是商品生产与公共品供给相交织的领域，因而也是营利性投资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领域，在带来私人回报的同时产生社会收益。因此，促进老年健康保障和相关产业发展，也应该在健全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实施大健康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政府作用。促进老年人健康产业与资源配置、产品和服务定价，以及供求调节方面的市场机制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