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华（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对我国新时代城市工作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面对新的风险特征，建设安全韧性城市，需要以系统思维进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整体性治理。通过整体性治理机制的设计和创新，以遏制源头、注重过程、打通关键节点的整体性治理策略为重要抓手，推进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主体多元协同。应将多元共治格局融入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中，构建多主体职责明确、整体联动的城市复合型公共安全治理体系。风险治理主体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层面。面对现代城市风险的多重性甚至是全域性冲击，需要最大限度整合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力量和资源，加强信息共享共融、互联互通，强化协同合作，形成整体合力。同时着力提高各级政府应对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如风险研判能力、预防准备能力、决策指挥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等。二是基层层面。以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学校为代表的广大基层社会力量，是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通过精细化的社区网格建设，直达社会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实现事件的“发现—分派—处置—反馈—评价”流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自动化，不断提高基层风险治理效能。三是个体层面。提高家庭和个人的安全防护能力，包括身体防护、心理疏导、疏散避难等方面，重点是增强市民安全意识和救援能力，提高自救和互救能力。

　　治理过程全周期动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一是把安全发展贯穿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生命周期。中央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防灾减灾需求，统筹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防灾减灾救灾专项规划，在发展和安全的资源分配上进行综合考虑，实现动态平衡；对城市安全设施，要及时检查其与城市发展变化趋势的适配性，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才能“主动求变”。二是把应急管理链条进行前端和后端延伸。传统的应急管理重心倾向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处置救援，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则需要把应急管理链条进行前后端的延伸。注重前端的风险治理，对城市各类风险进行系统性前瞻性评估，消除风险隐患，实现关口前移，遏制源头；同时加强后端的危机适应性学习，对于灾难事故进行及时复盘、总结反思，提高城市生命体的学习力和适应性，从而形成“事前有效防范、事中快速控制、事后深度反思”的全周期闭环管理工作格局。三是在全周期管理中瞄准关键节点，重点施策。对于城市安全的关键节点，如城市生命线系统安全（供水供电供气设施）、企业重大危险源、居民生活主要风险点（消防、电梯等）、城市桥梁和轨道交通安全、重大工程建设施工安全等进行重点治理，即时监测其安全运行状况，实现整体监测、实时感知、早期预警和高效应对，预防燃气爆炸、城市内涝、桥梁垮塌等重大安全风险事故和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

　　治理要素多维度立体化。推动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通过协同创新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使制度体系更高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体制上，实行更大力度的人员和资源整合，形成统筹协调应对合力，在面对重大风险情景时，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建立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的动态衔接和快速切换机制，实现从常态治理到非常态治理的全过程无缝对接。治理机制上，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等多种机制，实行优势互补，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合作共治。例如在安全监管方面，加强机制创新，支持社会专业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构建全链条社会化托管服务平台，鼓励引导社会单位购买社会化托管服务，引入保险对事故损失兜底，倒逼服务单位确保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单位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避免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治理方式上，要把传统手段和现代手段有机结合。一方面，要依靠群众，强化每个人都是城市安全的责任主体理念，依靠广大群众开展城市日常风险隐患排查。另一方面，依靠科技力量进行风险辨识、全面感知和智能应对。识别城市各类致灾因子，绘制城市风险评价图，形成全面完整、动态更新的城市灾害数据库和风险特征库；依托城市物联网感知设备，对城市生命线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准确捕捉风险源的灾变信息。例如上海建成遍布全市的物联网运营中心，通过物联感知设备，可以实现实时监测、告警精准推送、处置流程全程监管。智能应对，联动处置，在接报信息后，自动关联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多手段调度，快速进行任务跟踪；基于事件链、预案链、预测预警模型分析次生衍生事件，提供智能方案辅助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