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楠（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为伦理社会的最小组成单元，家是一般人最早接触，由血缘、亲缘等关系组成的社会组织。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交往的深度融合，网络购物、微信朋友圈互动、视频聊天等网络社交行为成为常态，“银发一族”不得不面对数字化生活带来的数字融入障碍，这导致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产生，继而产生代际数字鸿沟，形成数字贫困“马太效应”，阻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反哺的来源是文化反哺，指的是数字化时代所发生的亲代向子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所进行的知识教辅行为和文化传递模式。在数字反哺过程中，中国传统家庭权力关系发生变革，掌握时势权力的子代向掌握教化权力的亲代发起冲击，不可避免发生代际隔阂，进而影响代际关系，对家庭代际关系中的权力转置与地位流变造成了重要影响。因此，数字反哺过程中的代际数字鸿沟是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数字化时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对于该现象的分析，可借鉴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理论，透视代际数字鸿沟的权力逻辑，呈现数字鸿沟所包含三个维度的权力图景，探索数字反哺过程中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实施路径。

　　数字反哺过程中代际数字鸿沟的权力逻辑透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境遇，提出了四种权力形式，即社会冲突中产生的横暴权力，社会合作中产生的同意权力，社会继替中产生的教化权力以及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时势权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权力的作用对象和强度并不一致。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单一的代际传递边界，重塑了旧有的代际关系和权力格局，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逐渐淡化，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教化权力与时势权力的此消彼长，成为透视数字反哺过程中代际数字鸿沟的重要视角。

　　经验遮蔽导致被动消解的教化权力。在费孝通看来，教化权力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是爸爸式的，长幼之序是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借助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带来社会交往的平等化，逐渐消解亲代对子代的话语权，子代可以借助网络而获取知识、传递信息，子代掌握数字技术知识和使用技能，亲代前喻文化丧失优势，父辈话语支配权削弱，传统的别上下、去尊卑的教化权力逐渐弱化。

　　空间转向推动主动增权的时势权力。费孝通认为，在新旧交替之际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它是时势所造成的，名之曰时势权力。与传统的经验知识相比，数字时代的新知识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体系，形成一种新型权力，这种权力具有选择个性化、生产低龄化、联结网络化等特征。子代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播者，他们掌握着数字时代知识经验，改变了信息“自上而下”传导路径，能够主动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并传播信息，继而影响他人的观念、支配他人的行为。子代逐渐从“经验边缘人”转变为“经验中心者”，亲代虽未必发生权力转置，但已然发生权力流变。子代在实现时势权力增值赋权的同时，代际数字鸿沟既以生成。

　　数字反哺过程中代际数字鸿沟的权力图景呈现

　　随着数字技术在家庭代际互动中的深度嵌入，亲子两代人在数字接入沟、数字使用沟和数字知识沟等数字鸿沟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中表现为不同的权力呈现图景。

　　一是数字接入沟呈现身份缺席认知偏差。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孤立的个体无所谓人的本质。数字时代的急剧变迁瓦解了亲代习惯的熟人社会，数字交往成为亲代延续与子代情感互动、实施教化行为的重要手段。受制于数字接入沟的障碍，同时叠加数字时代器物使用、数字素养方面的差距，亲代存在数字媒介功能复杂、技能学习缓慢和数字文化接受阻碍等问题，在此情形下，亲子两代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沟通交流与行为选择等方面的隔阂。

　　二是数字使用沟呈现代际互动边界模糊。虚实互渗和空间开放是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特征之一。亲代在接入互联网后，在教化权力的作用推动下，开始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抖音、小红书等APP关注子代生活的实时动态，并时常在代际互动中对子代的行为和观念进行劝导与教育，延伸教化权力的影响范围。子代除了采取直接抗辩的方式巩固隐私边界，还会采取设置隐私边界权限的方式削弱亲代的教化权力影响效力。

　　三是数字知识沟呈现权威动摇反哺阻抗。家庭代际在数字知识沟呈现出的数字反哺与再哺育现象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数字时代的关系再造。子代掌握数字技术，时势权力在家庭代际互动中得以展现，在传统家庭孝道的影响下，子代在数字知识沟层面向亲代传递网络信息，帮助其准确辨识信息真伪，主动表现出数字反哺张力。反观亲代，在面对子代的数字反哺行为时，其根植于传统观念中的教化权力受到挑战，知识权威受到动摇。亲代试图在数字空间中延续传统代际教化职责，本着“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心理期待进一步塑造和规训子代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认知和品行道德。

　　数字反哺过程中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实施路径

　　代际之间的权力更迭与流变亘古有之，家庭代际权力关系的流变是社会发展变迁的镜像。数字时代推动数字反哺和谐互动，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过程。只有亲代、子代和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在数字赋权、孝道权变和情感秉权等三个方面实现双向奔赴，才能构建起有效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多元支持体系，进而有效协同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实现亲子两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数字赋权：实现由“数字遗民”到“数字居民”的价值互喻。一直以来，社会普遍认为老年群体等同于数字弱势群体，认为老年人在数字技能和网络素养等方面存在不足，这固化了人们对老年群体数字使用的传统印象。数字赋权是亲子两代数字赋能、权力流变，从而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数字交往圈层化现象的出现使得依靠血缘、地缘所连接的传统社会关系在数字化空间中得以重现。亲代为实现“再社会化”，会积极找寻突破口融入数字社会。因此，亲代应让渡教化权力，主动向子代“教化赋权”，通过数字反哺提升数字使用技能以接入网络社交空间，再造数字“熟人社会”，以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并理解子代所热衷的数字文化，从而由“数字遗民”转变为“数字居民”。另一方面，子代需要深刻理解亲代“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初衷，主动进行数字反哺，积极创造数字互动空间，向亲代分享数字生活乐趣，实现亲代与子代价值互喻。

　　孝道权变：实现由“逆反抗辩”到“色难无违”的慈孝一体。家庭一直是认识社会的关键，也是社会关系的缩影。慈孝观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倡导的家庭伦理观念，慈孝一体的家庭代际关系是中华民族恒久的道德实践。《论语·为政》曰：“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即孝道难在子女的容色上。“慈”与“孝”是对亲代和子代分别提出的道德要求，即亲代对子代要秉持仁慈厚爱的情感态度，子代对亲代要保有孝顺的行为品格。同时，父对子之“慈”的核心内容包含有对自己父亲的“孝”，这既表现为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行动伦理，也构成了费孝通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重要基础。数字反哺过程中亲子两代针对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放权”与“授权”的认知差异会导致“逆反抗辩”，阻碍家庭代际和谐互动。数字时代的孝道权变是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亲代要积极展示“慈”的一面，耐心寻求子代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素养方面的指导帮助，积极接受数字时代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另一方面，子代要主动呈现“孝”的一面，充分理解亲代在数字工具使用上的实际困难，尊重亲代长辈地位，循序渐进、不厌其烦地指导亲代学习数字技术，主动帮助亲代融入数字生活，实现“色难无违”的慈孝一体，延展中国传统“善事父母”孝道文化的表达方式。

　　情感秉权：实现由“数字空巢”到“具身陪伴”的精神赡养。数字时代离土、离乡的现实图景颠覆了传统养老模式的具身属性，在城镇化进程的加持下，子代往往离开亲代远赴他乡求学、工作，代际互动的“具身缺场”与“情感在线”产生了亲代“数字空巢”现象。精神赡养指的是子代通过多维度供给，给亲代在情感、心理、生活等方面给予关心支持。一方面，亲代在习得数字技术实现数字空间融入并开展与子代的代际互动过程中，“情感在线”的代际互动并不能完全弥补“具身陪伴”的在场感知。亲代要实现对数字工具的功能驯化，合理使用数字设备，不做“银发低头族”，放下手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广场舞、健步走等线下群体性活动。另一方面，子代应将精神赡养场域回归现实空间，用“在场”的“具身陪伴”代替“离场”的“数字空巢”，倾听亲代需求，开展线下家庭代际互动和文化再哺育，让“常回家看看”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和行为自觉，满足亲子两代对彼此双方的情感表达和代际期待，推进数字时代中国式亲子互动的情感秉权和关系再造。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成长经历系列采访实录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20VSZ0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