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文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自信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但大多以理论阐述为主，鲜少实证调查数据。我们在社会心理学视域下，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进行调查，并对我国居民当前文化自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当前我国居民文化自信的现状和人口学特点

　　（一）居民当前的文化自信程度。我国居民当前具有较强的文化自信，具体体现为文化认同和对未来文化发展的信心水平均较高。我们将文化自信的均值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分数区间。分析结果显示，受访居民中，文化认同和文化发展信心较高的人分别有75.44%和73.10%，中等程度的分别有23.43%和26.01%，低水平的仅有1.13%和0.89%。

　　（二）文化自信的人口学特点。为了解文化自信的特点，我们进一步比较不同群体文化自信程度的差异。在性别上，男女在文化自信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的文化自信强度要整体高于男性。在年龄上，青年群体文化自信水平高于其他年龄群体，90后和00后持有高度文化认同和文化发展信心的人数比例最高。文化认同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下降趋势；而文化发展信心的代际变化则不是完全线性，70后与80后有差异但不显著，但70后会明显低于50后和60后。

　　主观社会阶层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社会阶层的感知，对比不同主观社会阶层居民的文化自信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居民，即认为自己在社会上所处阶层越高的居民，其文化自信水平越高，文化认同和文化发展信心都会随着阶层感知增加而增强。

　　我国居民文化自信的影响因素

　　第一，我国居民文化自信水平整体较高，文化自信与社会经济地位、区域发展有一定相关性。通过比较不同群体发现，青年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文化自信水平较高。结果显示，90后和00后的青年文化自信水平在各代际之中最高，这一发现与研究者对Z世代青年（在1995—2010年间出生）的分析结果相一致。这可能与成长环境有关，相比于其他世代，90后和0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见证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充分享受了物质增长、教育水平提升、城镇化带来的时代红利，因此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也会更强。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即教育、收入和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居民，其文化自信水平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其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文化产品、参与更多的文化活动，文化体验也更丰富。为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受访居民的文化消费情况后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其日常购买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消费，无论是从频次还是从金额上都要高于其他人。此外，其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更高，类型也更丰富。与之类似的是，城市居民的文化自信要高于农村居民，较发达城市居民的文化自信也要高于欠发达城市居民。上述这些结果提示，当前文化发展还不均衡，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居民在文化资源的获得方面还存在差异，可能会由此导致文化自信上的差异。

　　第二，我国居民文化需要基本获得满足，文化需要满足可以提升文化自信水平。本研究发现，当人们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文化需要都获得满足时，对文化发展的评价就会更积极，也更容易对文化形成认同感，对文化的未来发展也更有信心；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文化供给能够满足自身的文化需要，人们会更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和接触文化产品。这一过程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容易产生文化自觉和情感认同，进而形成更强烈的文化认同。此外，从关系系数大小看，人们对当前文化实现传承创新能力这一社会功能的肯定，即对社会层面文化传承需要的满足，与文化自信关系最为紧密。由此可见，民众文化自信的形成不仅仅建立在个人满足的评价之上，换言之，其自信来源不局限于文化满足其个体化需要的程度，而且也建立在文化的社会功能上，即我国文化是否具有传承性、创新性、国际影响力。民众只有通过对个体和社会文化需要满足的综合评价，才能形成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最终树立文化自信。

　　提升居民文化自信的对策建议

　　一是文化发展以人为本，切实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要。本研究结果已经显示出民众的文化需要满足会影响其文化自信水平。未来文化事业的发展可先通过调查、走访，切实了解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的文化需要，分析当前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满足民众需要上的优势和不足，构建居民文化需要测量指标。这样既可以了解不同群体文化需要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方案；又可以检验不同文化产品和服务短期或长期的效果，将其作为文化发展的评估指标之一；还便于定期开展调查，把握民众文化需要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文化供给方案。

　　二是促进不同区域文化均衡发展，充分利用网络媒介丰富文化体。研究发现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和所在城市发达程度会影响其文化自信水平，可能与其文化消费和文化活动参与的频次和丰富性有关。因此，为了缩减这种不均衡，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实践中，应更关注促进区域间的文化均衡发展。本研究认为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更多人群有机会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体验。第二，充分利用网络媒介来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网络环境可以打破物理空间、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网络接触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

　　三是促进文化传承与文化推广行为显化，推动形成有关中华文化的社会共识。近些年，我国文化发展一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致力于以各种形式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努力只有让民众看得到、感受得到，才会形成关于中华文化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功能的共识。为此，应加大力度宣传成功的“两创”案例，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些努力，以便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到文化创造之中，通过深度融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创作能展现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采用国际受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推进国际传播，同时注重加强对外交流，开展更多跨文化交流活动，并通过宣传、教育、推广，让民众看到“走出去”的成功实践、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数字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研究》（2023YZD05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