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喜平（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一帆（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家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博生）

　　现代化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转型，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是其中一个方面。当今中国正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中国的现代转型不仅要求经济的现代转型、政治的现代转型、社会的现代转型，也要求文化的现代转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出发，把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新时代文化使命。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是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本质要求和前提条件，是当代中国在坚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对现代性文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遵循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规律，找到了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并通过“两个结合”的方式推动历史的中国文化经由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向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化转化，既保护和坚持了文化主体性，又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本文将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方向、过程、方式和原则五个方面阐释其辩证发展规律。

　　一、转型的动力：现代性文化需要

　　新的矛盾的出现是事物发展的前提，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新的矛盾来自新的需要，新的需要打破旧事物内部的平衡，形成维持原状的旧势力与创造新态的新势力之间的对立斗争，进而产生旧事物向新事物飞跃的动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反映和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呼应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与之相契合的文化做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则需要现代性文化做支撑。现代性文化即具有现代性因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如工业文化、民主文化、平等文化等。文化具有引导、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对现代性文化的需求更为强烈。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文化现代转型，进而生成现代性文化，可以在民众中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环境，增进民众对于现代化的认同并激发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催生了对现代性文化的需要，这种新的文化发展需要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

　　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力。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落后反动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发展。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在近代西方现代化的开启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天职”观念与“禁欲主义”观念相互结合促进了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格尔斯强调，西方文化所孕育的“现代性的精神”在现代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具有前提性作用。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不仅为资本主义总体精神与制度的确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对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领域的发展都起着不同的助推作用”。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客观要求文化完成从落后到先进、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中国对于现代性文化的需要。中国人民认识到这种现代性需要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它开始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现实，发展于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全过程。鸦片战争的爆发，旧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暴露出来，屡战屡败的现状迫使中国人民开始反思落后原因。这种反思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直观感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因而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技术落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器物现代化探索由此起步，洋务运动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事件。第二阶段，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制度落后。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落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分别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出路。第三阶段，随着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探索的破产，部分中国人开始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文化落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在“民智未启”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他们率先认识到中国对现代性文化的迫切需要。随着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近代中国产生出文化变革的强烈意愿。

　　从认识到现代性文化需要，到形成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文化的正确认识又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如何形成等中国现代文化发展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现代文化的基质,但新文化的性质并未因此而确定。究竟什么是新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为之展开了激烈论争。”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逐步引导中国人民形成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文化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中国需要现代性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自我和全面接受外来。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只能是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文化转型，而不是丢弃文化主体性的移植文化。例如，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的现代性文化一定兼具现代性和民族性。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基本观点因其科学、合理、合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使之明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文化需要，找到了向旧文化斗争的正确方向，有效地凝聚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

　　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需要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新的文化需要的不断产生，持续促进和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延续，但并不是儒家文化的继续，也不是封建主义文化的继续，更不是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而是中国生产生活活动的延续，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并废除了与其相对应的殖民文化、封建礼教文化、国民党新专制主义文化，确立了新中国现代文化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后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和现实需要，又在已经开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可以预判，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产生更高要求的文化需要。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也是开放的、发展的，在不断满足新的文化需要中实现突破。

　　二、转型的方向：葆有民族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转向葆有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这一转型方向不是从一开始就确立的，中国文化转型先后面临三大矛盾。第一大矛盾是固守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的方向矛盾；第二大矛盾是要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还是要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的选择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结合矛盾。在三大矛盾的解决中逐步形成了最适合、最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承与新生的文化转型方向。第一大矛盾在中国发展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形成了“中国要文化革命、发展现代文化”的普遍共识。这种共识是近代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共同追求和努力的结果，明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第二大矛盾是第一大矛盾解决后产生的进阶矛盾。它关系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代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两股力量之间关于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较量，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得以明确。第三大矛盾是中国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形成为破解这一矛盾、建构现代中国文化找到了现实道路。三大矛盾在有机统一的过程中得以解决，使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清晰和成熟定型。

　　矛盾的产生源于斗争性，矛盾的解决在于同一性。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发展方向能够使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矛盾实现新的平衡，故而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究其同一性因素有三。其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具有契合性。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为二者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基础条件。例如，中国文化群体本位、集体本位的思想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性的视角看待人的本质的理论主张相契合；“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在价值旨归层面彼此呼应，等等。其二，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二者的特性打破了结合的壁垒，为结合的发生创造了重要条件。其三，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提供了驱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组织，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本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体现了二者的同一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肩负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三重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同时又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而客观上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同一性因素。

　　三大矛盾的解决和中国文化转型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向的确立，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文化革命和发展现代中国文化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一是掌握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权。在意识形态上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故而需要在文化发展领导权上掌握绝对的主动。这种领导是全面的领导、长期的领导、绝对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领导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从扫除旧文化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开创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对文化发展的领导权，引领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不断巩固增强。二是通过党的理论建设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形式、中国内容，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并且创造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只有文化领导主体的思想理论率先实现融合，并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引领力的文化内容，形成示范和引领效应，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才具备现实可能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成果。三是通过党的理论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潜移默化间成为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坚持从群众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巩固文化宣传的基层阵地，根据时代发展和群众喜好创新传播方式，打通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最后一公里”。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和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每个中国人梦想的有机统一，等等，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在思想精神上掌握群众，铸起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最牢靠的根基。

　　三、转型的过程：中国文化否定之否定

　　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转型发展为现代形态经历了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更不是外来文化的移植嫁接。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一次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马克斯·韦伯曾将中国没有走向现代化归因于中国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土壤难以产生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发展而形成且从未间断，具有极强的文化历史惯性、完整成熟的文化体系。厚重的文化特质使传统的中国文化意识具有了“轻外而自足”的特点，文化传承的程度远大于文化革新的程度。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往往体现为同质的量的增长而难以自发产生质的转化。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剧变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形成了强烈反差，现代化内在要求对传统文化的否定，需要抛弃和变革若干阻碍现代化的文化要件，吸收若干新的有利于现代化的文化要件。由于对现代化急切渴盼，部分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一度出现了极端化趋向。例如，陈序经提出“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认为西方文化对比中国文化具有显著的先进性，为了发展中国，只能全盘西化。胡适也表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这些人片面地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是现代性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全面落后，对现代化毫无价值，形成了“文化全盘西化论”。这样的观念从早期的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崇拜逐渐发展为更为普遍的西方崇拜，并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造成了一段时期的国民性文化自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对外来现代性文化的接纳与引进，但是却使中国文化主体性受到冲击。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二次否定则是对一次否定的反思与再否定，即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如何正确实现中国文化在巩固主体性基础上的现代转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反思。针对“文化全盘西化论”，与陈序经、胡适同时期的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表达了中国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型不能丢失中国本位的观点，强调要保持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发展观。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的部分，但也有体现中华民族独特价值、文化内涵、精神品质的精髓。实践表明，“中国传统不是现代化的障碍或包袱，而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21世纪的崛起正是从中国传统自身延展出来”。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强调其对于国家和民族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肯定其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二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祛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具有先进性的同时也有其糟粕一面。因阶级利益需要，资本主义文化充斥着个人利益至上、物质主义膨胀的思想导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而是吸纳先进部分、摒弃糟粕部分。三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祛魅基础上，明确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必须坚持文化主体性原则，完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发展在观念、思想和实践上的否定之否定。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历史的中国文化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总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正式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规定其性质，构成其内容，保障其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则以一种世界所共识的表现形式，即现代化的形式，具象化地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中国文化否定之否定过程的体现，也是这种结果的表现。从其过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华五千年文化沃土的基础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集合，经过辩证否定的形成过程，完成了对历史的中国文化更高阶段的转化。从其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统合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长河中淘洗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中构建的革命文化，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传承传统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又不是复制粘贴外来文化，而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文化。

　　四、转型的方式：“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理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理论的明确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把握。从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的思想学说，其生长的文化土壤在西方。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一全新的文化土壤生根、发芽、成长，就必须解决文化融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沃土扎下根，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光彩。中华文化只有融入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互动，才能让古老文明完成更新换代、实现新生。“两个结合”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更加成熟完善的方法论。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既不是传统中国文化形态的简单延续，也不是把外来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移植嫁接，而是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是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方法。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结合”的关键就在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结果产生了新的物质，而不是旧物质在形状和样态上的转变。借用“化学反应”来表达，意在强调“结合”过程的深刻性和“结合”结果的新质性，即历史的中国文化经由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质变。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结合”涉及的三个要素，也就是“化学反应”的三个反应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实践性、开放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契合性，构成三者能够参与“反应”的条件。“‘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是“反应”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则是“反应”的生成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根本性质起规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首先是以文化的形式而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社会，其产生之初是为了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问题，提出新的现代社会方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文化立场。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反应物”规定了“生成物”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具体实际在当前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文化形态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鲜活素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了“立得住”“站得稳”的文化主体根基，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民族性。在“第二个结合”中还必须警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可能结合论”，即夸大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否认两者的结合，误导“第二个结合”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不能为两者无结合之可能提供充分论据，反而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路和可能。部分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就蕴含着否定两者结合的错误倾向。

　　“两个结合”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汇集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特质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这样的现代文化区别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文化形态，创造了新的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个“新”，新在其进步性，更加凸显文化对人的精神激励和精神滋养作用，在文化形态上展现温润人心、坚强有力、向上向善、蓬勃奋进的姿态。这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文化形态所展现出的个人利益至上、物质主义膨胀的思想导向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崇高追求。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

　　五、转型的原则：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

　　事物想要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其质的稳定性，则需要在量变过程中保持适当的范围，这是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中适度原则的要求。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并不是追求对中国文化的彻底颠覆，而是促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而必须强调转型的尺度问题，追求适度而非过度，即在一定范围内达到稳定状态，避免走向极端。具体到中国文化发展，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丢掉了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的根本就不复存在，就失去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意义。

　　文化发展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是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前提。没有文化自我意识，就没有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精神基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人民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步建构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化自我认同的问题，有主张固守本土旧文化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者，还有介于两类思想倾向之间的变种者。各方观点的持有者争论不止，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自我意识建构才出现了新的契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土壤，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过程中，激活和培育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自我意识，有意识地建构、确立和巩固了中国文化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正式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命题，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并提出“第二个结合”的要求。这些举措培育和强化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进一步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中国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化发展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巩固。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形成了文化主体性的独特元素；革命文化的传承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激发了国家认同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坚定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文化主体性的基础；在借鉴和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正确处理了“旧”与“新”的辩证关系，科学有力地巩固了中国文化主体性。既按照历史发展潮流对传统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部分进行形式与内涵上的改造，又按照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完善与拓展。一方面，以传统文化的旧形式承载现代理念的新内涵，为中华文化注入现代活力。例如，“小康社会”的概念继承《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本意指稍作安康的生活状态，经由“双创”，其内涵转变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必经的，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较低水平现代化的过渡性阶段、过渡性状态。另一方面，激活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爱国精神、奋斗精神、斗争精神等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的挖掘就是例子。

　　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本质上要求文化复兴。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文化具有历史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的基本属性。从历史性看，文化是发展的，有传统和现代之分；从阶级性看，文化是体现阶级利益的，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也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的文化，等等；从民族性看，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以地域为基础的群体差异，有欧美文化，也有中国文化，等等。之所以要文化复兴而不是文化复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与之相呼应的文化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同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中国文化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变的是性质、内涵、形式、内容等，不变的是文化的主体性。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最重要的原则是坚定文化的中国主体性，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脉”，在传承与发展的统一中使中国文化重焕荣光。复兴的中国文化应该在历史性上表现文化现代性，在阶级性上表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在民族性上表现中国文化特质，而非仅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要求“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实践中，还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一要反对混淆文化复兴与文化复古。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复兴绝不等于文化复古。文化复兴强调的是坚持文化主体性前提下的文化再繁荣；文化复古则是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试图让“儒家文化”重新回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甚至主张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二要坚决反对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这主要针对一些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彻底的，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淡化、稀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都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