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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怀璞(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文艺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直抵人的灵魂深处,使人获得精神慰藉,进而完成心灵的升华、品格的锻造。文艺精神价值的表达及其作用的发挥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造时要切实走进现实、深入生活。在文艺创造活动过程中,作家、艺术家作为主体无疑需有自身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如果离开具体生动、斑斓多姿的生活支撑,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就可能空洞而苍白。
文艺之根是现实生活
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并发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慨叹。这意味着文学创作中血泪般的文字凝聚是一种不寻常的“痴”与“味”:这个“痴”是对脚下大地的“痴迷”、对现实生活的“痴情”;这个“味”是对大地、生活以及对人的生存、生命意义的“品味”与“体味”。依此成就文艺作品活泼的生命姿态和有“筋骨”与“血肉”的形象。但文艺的“筋骨”与“血肉”既非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玄想奇谈,也非闭门造车的恣意妄为,其健硕的“筋骨”、鲜嫩的“血肉”源自创作者直面体察纷纭世界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社会人生感悟。
作家、艺术家要善于从生活中习得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获取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的人物形象,建构曲折生动、起伏有致的叙事情节,更需在对宇宙大千世界的切身体验中陶冶情操、涵养人格。朱光潜认为:“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创作者自身拥有高尚的人格才能铸就文艺作品伟大的品质。
苏轼讲读书要做到“博观而约取”,此语用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即指艺术家在广泛、全面、细致观察生活的过程中,对芜杂、零散的感性材料按作品的价值取向、审美理想作精细的选择、萃取。因而,创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其第一要务是俯身静心。“俯身”需要的是创作者步履实地,挖掘、发现大地众生生命生存活动的斑驳样貌;“静心”需要的是创作者平心、清心,更是倾心,唯有静心谛听、谛视,方能捕捉到自然世界、现实生活中多声部交响构成的节奏韵律。
老舍曾说,“只有从生活中掏出真东西来,我才能自由地创作”。如何从生活中“掏出”真东西?就是真正走进现实生活,俯身静心地探求现实的角角落落,心无旁骛地探察宏大广博的生活。试想,若无杜甫的俯身静心,怎会生出“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样描写民众生活的沉重吟叹?诗人又如何能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比中表达对百姓生存现状的深重忧思?若无鲁迅的凝神观照,何来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悲悯?若无魏巍冒着生命危险的实地采访,又怎会有《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对那些抗美援朝战场上普通战士的视死如归精神的真诚赞美?
文艺须自生活蓄积真情
白居易讲“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情”乃是对生活的热爱、挚爱、真爱,是由生活触动的真情实感。作家、艺术家面对生活,须有一颗炽热滚烫的心,力戒高高在上、矫揉造作的虚浮,要一头扎进生活的深水才能真正触摸、体察、发现生活美的真谛,进而创造艺术美。罗丹在批评文艺创作中的矫情现象时指出,文艺的“丑恶”就是“一切欺诓”,即“造假的、造作的,不求表情、只图悦目,强作轻佻,充为贵侈,作欢容而无中心之喜悦,装腔作势,故意眩人,或胁肩谄笑,或高视阔步,却无真情,徒具外表”。因此,文艺创作务要除去“装腔作势”“故意眩人”的造作,力求体现“心中之喜悦”的“真情”。
巴金在谈到创作“激流三部曲”时说道,“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动着人物行动”。可见,“熟悉的生活”犹如激流,能推动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塑造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写“熟悉的生活”,会自然而然地催生作家发自肺腑的真情。依此而言,对生活的真诚与作品的真情相互依存,真诚的生活态度成就艺术的真情,艺术的真情揭示生活的真实。文艺的优劣、成败全赖创作者对生活态度的真与假及其感情的实与虚。
滋养文艺的土壤是丰厚、富饶的社会生活,助力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根基是轰轰烈烈的时代现实,文艺要以生活现实为起点,创造性地表现创作者多样的艺术情怀。作家、艺术家应该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这是因为人民的生活是艺术的源头活水,艺术是现实生活孕育的产物,抒发生活情怀就是抒发人民情怀。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艺术情怀要保持自身的洁净,积极地滋润人的精神领域,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免会遭遇各种困难,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但越是如此,作家、艺术家就越要强调夯实文艺生活基石的重要性。作家、艺术家需有久久为功的决心、恒心、耐心和毅力,矢志不渝地坚持与生活达成默契,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博大胸襟汇入生活的洪流,练就精湛、高超的审美创造的真本领。
文艺要站稳人民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艺创作 “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的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熟悉人民的生活斗争、敬重人民的创业过程,为人民抒写,以生动活泼的艺术语言描写人民在生活中的无畏付出、艰辛奋斗及其命运际遇;要关心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抒怀,浓墨重彩地反映人民在时代征程中的所愿所求、所期所盼;要报答人民、回馈人民,为人民抒情,以审美的笔触揭示人民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精神,礼赞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创业、创新、创造的伟大气概。
这也意味着,文艺创作要走进人民群众生产劳动、艰苦创业的生活深处,发现新的生活领域,紧扣时代脉搏,深入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文化长廊,采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咀嚼、吸收富有生机活力的艺术营养;要洞悉、谙熟人民的风物习俗,谛听人民的吁求呼号,了解人民的急难愁盼,描写人民的卓越风姿,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揭示人民的理想向往。同时,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以娴熟、高超、精湛的艺术技法,以匠心独具的形式构造,创造人民易接受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丰富的精神需求。文艺服务于生活,既是对人民生活、人民情感、人民向往的负责,也是对艺术神圣使命的负责,更是对伟大时代的负责。
我国文艺史上历来不乏描写人民生活、抒发家国情怀的作家、艺术家。屈原因为国忧愁、为民幽思而表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 “求索精神”;林则徐在被贬戍边时仍无怨无悔,甘为国家、民族献出一切,因而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畏追求;抗战初期,因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儿女的蹂躏,艾青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诘问和回答。艾青的诘问痛苦而沉重,回答坚定而有力,对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文艺创作者,是激励、鞭策,对新时代夯实文艺创作的生活基石更具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