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松杰（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景德镇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在数万年的传承发展历程中，陶瓷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益求精的造物观、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传承有序的陶瓷造物史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一部陶瓷造物史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和体现，最能揭示中华文明的绵长隽永。从两万多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陶器到两千多年前的瓷器，中国不仅是最早烧制陶器的国家，也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和传承，在一万年前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成为原始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器物象征。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等都出土了包括钵、罐、盆、碗、瓮、瓶、釜、鼎、盉、斝、鬲等相对完备的日用陶器，这证明了先民高超的造物技艺和成熟的农耕文明生产模式，彰显了中华文化“满天星斗”的文化特征。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陶器生产技术进一步成熟，产品类别和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此外，在陶器生产技艺和造型的基础上，中国青铜制造技艺得到提升，拓展创新出新的器物材质和类别。早在商周时期，在制陶工艺基础上，中国就创造出原始瓷器。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器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陶瓷产品的种类也发展到建筑、雕塑等领域，产品类别日益丰富。到了东汉时期，在江西、浙江、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瓷窑，人们在原有陶器生产技艺的基础上烧制出了真正成熟的瓷器——青瓷。至此，中国陶瓷生产进入了瓷器时代。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宋时期，瓷器生产技艺进一步提升。唐代出现了以邢窑和巩窑为代表的白瓷生产地，宋代又形成了以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和景德镇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地，开启了瓷器生产的辉煌时代，且延续至今，产品类别也扩大到日用、建筑、航天等多领域。

　　革故鼎新的陶瓷造物理念印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一部中国陶瓷发展史折射了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历史。陶瓷的发明和使用，既代表了国人不断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又象征了引领世界的创新理念。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将土与火艺术结合的产物，瓷器的出现更是利用化学原理和方法改变来自自然界的材料，象征着人类造物技艺的变化；在陶瓷装饰上，实现了从彩陶到单色釉、青花瓷和彩瓷的转变。近代以来，在现代艺术理念的影响下，陶瓷呈现出材料、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创新。在烧制技艺上，窑炉形制的变迁体现出节能、高效和便捷的特征，呈现了陶瓷控温技术的日益创新，也体现出国人的创造力；在材料运用上，从黄土、黏土和瓷土就地取材的方式，逐步转向二元配方、多元配方和人工配方，瓷质越来越硬、质地越来越致密。陶瓷生产技艺的不断突破，是中华民族创新意识的器物表达。

　　交融汇聚的陶瓷造物史传递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数万年的中国陶瓷发展史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创造辉煌文化、书写共同审美观的历史，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统一性特征，见证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统一的历程。从生产规范来看，陶瓷生产逐步规范化、体系化。早在先秦时期，《考工记》描述了陶器的制作规范，意味着中国陶器的生产和制作就已经确定了统一性的规范和体系。“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唐代以后，官方专门在各地设立窑场，制作生产陶瓷产品，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官方引领的陶瓷生产体系，陶瓷生产区域也体现出由分散到统一的特色。唐代有六大生产青瓷的窑口和生产白瓷的邢窑，合称为唐代七大瓷窑。宋代以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景德镇窑为代表。元代以后，景德镇在吸收全国知名窑口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最具代表的陶瓷生产区域。宋代单色釉瓷器以简洁的造型、纯净的釉色展示了中国素雅淡静、浑然天成的意境美，传达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追求。明清两代瓷器以精巧多样、繁复细腻的吉祥美为主导，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喜庆圆满、子孙满堂的文化心理。

　　海纳百川的陶瓷发展史展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陶瓷能够长时间引领世界陶瓷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不断吸收借鉴各民族、各地区的先进经验。唐朝时期，中国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受到中亚、西亚的影响。在造型上，陶瓷的带把杯、海棠杯、凤首壶、绿釉高足杯、菱形盘、熏炉以及胡人乐佣、驼佣、妇女骑马佣等都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陶瓷纹饰和釉色上，宝相花、莲花、卷草纹、摩羯、海兽葡萄、奔鹿及犀牛等深受佛教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此外，在陶瓷制作过程中，采用印花法压印凹凸纹饰、用贴花法制作花形泥片等也都体现了中外生产技艺的融合。元青花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器物代表，颜色和釉料都体现了异域文化的特色。烧制元青花的苏麻离青是进口原料，构图上繁复多样，融合了汉文化的写意、蒙古文化的奔放、波斯文化的装饰以及欧洲文化的写实，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和自信。明清时期，以景德镇陶瓷为代表的中华器物文化吸收了世界各国优秀文化，造就了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克拉克瓷、珐琅彩、粉彩、洋彩和广彩都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此外，在造型方面，来自欧洲订制的瓷器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近代以来，以机械化生产为标志的陶瓷大工厂生产模式在中国陶瓷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艺术观念和产品风格也被中国陶瓷艺术工作者吸收，繁荣发展了中国陶瓷艺术。

　　开放辉煌的陶瓷器物交流史折射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两千多年的中外陶瓷贸易和文化交流史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提供了人类文明和平交往和友好共处的器物样板。早在汉唐时期，陶瓷就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销售到中亚和西亚，促进了这些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陶瓷制造技艺的提升；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中国陶瓷出口到东北亚、中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既展示了中国陶瓷的先进性，又折射了中国维护区域和平发展的影响力；明清时期，以陶瓷为代表的中国器物在欧洲掀起了“中国风”，集中体现了中国与世界互利互惠、讲信修睦的民族精神。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举办过陶瓷技艺展演、陶瓷艺术展览等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了中华文化“和合”共赢的文化特质。

　　一部中国陶瓷史，既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创新突破、精益求精造物史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传承有序、多元统一的文化观的器物外化，更是中外文化和平交流、文化互鉴的交往史，承载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精神，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当代器物文化共情传播策略研究”（23BXW05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