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云真（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不断积累形成的实践智慧结晶，可以明道治世。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要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成果，更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体用论”与“执两用中”的中庸辩证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不仅如此，学术界还应努力通过“第二个结合”，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奠定哲学基础。

　　体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道体中庸（用）的文化精神与中体时用的经世之学，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养料。笔者曾经以中体和用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路径，以中体时用思考世界历史未来发展议程。

　　体用之义创发于《易经》，即“显诸仁，藏诸用”；“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体意味着一体、整体与全体。地之道，曰柔与刚，因而刚柔之用以道为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下之道，非两不立。一切事物的发展皆由道之一体而分为两端，复由两端而合为一体。

　　《中庸》讲体用之道，在方法论上以记中和之为用。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庸”者，用也。孔子言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两端正反相成而生的合必有一个两端转换的交接处，即为中。中代表着正反两端对立一致之整体（合）转变为一种新事物。在万事万物变化的过程中，中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实体，不能执中反而要用中。过犹不及，必恰到好处，即中。用中意味着看阴阳两端发展到什么程度，以适当的比例平衡两端。用中是反正之合，绝不是折中的意思或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折中主义。

　　用中的关键在于时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用中要以时宜为条件，也就意味着以中为体，以时为用。一体阴阳两面两端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可偏执一端，反而需要因时而变。用中之道意味着万事万物有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因时空不同而道之功用也不同。由此观之，世界政治并非由单独而无对、纯一而无矛盾的诸多现象构成，事实上同样遵循着相反相成、因时而变的法则。若无相反相成的两端的历史性系统考察，世界政治的变化与趋势将难以阐明，更难以呈现相反相成、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进程。

　　哲学及其历史哲学相结合是理论建构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学术界要以以道为体、以中为用的哲学和以中为体、以时为用的历史哲学为要义，以历史循环的周期性与阶段性变化为基础，阐发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执两用中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执两用中意味着事物是由相对而非绝对的矛盾而对立的两端构成，且必须把握事物对立之两端，而用其一致之中合，即两端对立而欲求其一致之合。庞朴先生在其所著《儒家辩证法研究》中指出，儒家赋予中庸的全部意义在于，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

　　儒家以“用中”探讨义利之辩的命题，尽管后世学者以义利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义利关系，而往往偏执于义一端。《中庸》曰：“义者，宜也。”义指行为恰到好处，合乎体与本。以德义为本，为体；以利为术，为用。《尚书·大禹谟》载：“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以义正利之用，以利外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以具体事功贡献于国家与民众，可以利之用反映义之体。义利之道一也，然而用之异也。中国利益观可以表述为义体利用，西方利益观为利体义用，但是中西方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反相成的，在功用上相和而不同，大小用之别。义体利用的中国式利益观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潘忠岐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辩论手册》中虽然没有明确以用中辩证法为方法论，但是聚焦天人之辩、义利之辩、内外之辩、华夷之辩、王霸之辩等经典辩题。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可以内外、华夷、义利、王霸为“八纲辩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内外一体、内外之别为用的内外之辩可以成为中国学派“无外”的整体观与系统论，而华夷之辩则是区分内外之体用的文明标准。义利之辩是华夷之辩所反映或体现的义理精神，王霸之辩则是平治天下的王霸杂用之术。“八纲辩证”是内在一致、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此构建中国国际关系概念体系与理论体系。

　　“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学派的创立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学派推进理论创新的必要路径。当下，中国学者往往更重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反而回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建构路径，忽视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价值。实际上，要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中国学者需要结合唯物辩证法所强调的现实人的历史性实践与中庸辩证法所承载的仁义人的义理型实践，据此拓展对世界政治实质性议题的研究。

　　笔者曾指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或许并不是大国关系抑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是不平等、不平衡等事实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命运的支配性影响。除了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冲突等传统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聚焦如何描述与解释不平等的世界，寻求使世界更加平等与均衡发展的路径。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能理解与解决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世界政治根本问题，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未来而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是应有之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以此为起点，体用贯通、中外会通，以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切实做到理论知识与具体议题领域的衔接，建构具有中国式分析性概念与天下实践关怀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