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萍（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摘要：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评估和发展理论。不同理论代表着不同的知识视角。比较政治学本质上是本体论的，却常常因其方法（论）特征而被当作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领域。充分和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是比较政治学学科认知效力的基础，而严谨的知识生产需要严谨的科学方法。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围中，理论概括的普遍性和方法的持续改进日益受到重视，而“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却被忽略了，进而导致经验信息的稀释和现实政治相关性的削弱。作为一门折中的学科，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案例（描述性与非描述性的经验信息）、理论与方法的均衡。在学科科学化与学科人文传统的持续张力中，比较政治学的魅力就是让人们看见森林，也看见树木。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经验信息；研究方法；“方法至上”

　　政治学研究由来已久，但政治学成为一门自觉的学科的历史并不长。在政治学由哲学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哲学与社会科学两个“认识论灵魂”（epistemological souls）共同塑造了学科知识获得与积累的规则和模式。在靠近哲学的一端，政治哲学知识的获得主要基于理性、权威（及其论断）或参照道德真理；在靠近社会科学的一端，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比较的方法）而在发现政治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因而也被视为最为科学的政治学分支学科。由于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方法论的最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比较研究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方法的讨论似乎甚于对研究范畴的关注，更使这一分支学科成为一个少见的频繁进行自我反思的领域。

　　一、方法论领域还是经验研究领域？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唯一以方法来命名的研究领域，比较方法因而成为其学科特征，而研究内容的不确定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比较政治学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研究焦点，有的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焦点——它聚焦于“如何分析而不是分析什么”。相对于研究的问题，方法被视为比较政治学更为重要的界定性特征，也使比较政治学似乎总是呈现出方法论维度的特征，其经验维度的一面则显得无足轻重。

　　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经验性的一面在学科发展历史中的很长时期，特别是在所谓法理制度主义的政治学研究传统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伴随二战后不满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为使政治学与他们所认为的其他受人尊敬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属性保持一致，学科方法论的一面日益受到重视，而其经验性的一面因与传统研究中诸如“描述性的”“非比较的”“非理论的”等特征联系在一起而成为需要改变和尽力回避的研究倾向，学科的经验维度似乎也在这种剧烈的学科变革中失落了。

　　比较政治学本质上应是本体论的，很大程度上却因其方法（论）特征而常常被当作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领域。二战后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发展似乎更强化了这种认知偏差。

　　作为一种发现不同变量之间经验关系的方法，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案例方法共同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比较的方法虽是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但这一方法并非比较政治学专享。比较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对其他学科而言，比较方法的运用是一种选择，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而言则意味着研究规范，也是一种方法约束。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 50年代以来经历了研究范式的复杂变化，而比较方法更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因日益重视强关联和对因果推断的强调而带来了学科研究中最显著的变化。

　　对不同国家政治体系研究的实质性关注与运用共同概念找出并解释其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方法的结合——这是在经验维度与方法维度上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一个较为平衡但可能并不准确的理解。其中，对本国以外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比较政治研究对象是什么的一个笼统表述，也符合政治学学科内部分类的传统。比较政治学的经验维度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议题或研究问题；其二是比较分析的时空范围。由于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常常具有特殊性，时空范围还使比较政治研究表现出研究范畴的某种相对性，如对某特定国家的研究在这个国家属于本国政治研究的范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可视为比较政治研究。

　　很长时间以来，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对象，这种“全国家”偏好（the “whole-nation” bias）在历史上导致了对国家层面数据的关注。但是，全球化特别是一些国家日益引发关注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似乎需要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学会并习惯于在相对意义上看待作为主要研究基点的民族国家，也带来了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 现 实 变 化。这 种 变 化 还 可 能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平 衡 施 坦 因·罗 坎（Stein Rokkan）五十多年前指出的比较研究中的“大国”偏好（the “large-nation” bias）、“经济增长”偏好（the “economic growth” bias）以及前述“全国家”偏好。

　　比较政治学的相对性还表现于政治学学科内部分工使得这一学科的研究范畴在时空意义上并不稳定。依据政治学学科内部分类，在某国，对本国的研究无疑属于本国政治研究的范畴，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属于比较政治研究范畴。由于国际发表的日渐增多，这种情形也引发了学科内部分工的复杂变化（如中国学者发表在国外期刊的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论文就常被当作比较政治研究）。在这种意义上，相对性还使学科边界表现出流变性的特点。

　　经验维度和方法（论）维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两翼。20 世纪前半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维度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非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例，因而也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共享了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发展目标。这两个维度本来并非此消彼长，但伴随理论化与科学化而来的研究范式的变化、推理逻辑的转换、对宏大理论的追求等，似乎都使学科经验维度的那一面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失衡的学科研究取向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在比较政治学学科历史上，知识积累的稳定性常因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特定理论的坍塌而发生中断，知识积累表现出明显的非累积性和非线性特征。因此，对学科经验维度的忽视更使学科相关知识的积累面临重重困难，甚至会带来削弱学科认知效力的巨大风险。

　　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围中，比较政治学由于其方法论特征很容易仅被视为比较方法的某种运用，因而忽视其经验信息价值以及时空范围的现象并不少见。在这种意义上，拥有理论抱负的比较政治学甚至可能在研究中沦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是成为政治学的工具。事实上就方法而言，比较不是一种测量方法，更不是一种技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乃至方法论，比较方法（以及比较研究中的诸多新方法）本身即内含丰富的经验信息和价值信息，因而很大程度上也蕴藏着科学精神与学科人文传统相统一的重要潜能。学术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将方法仅作为某种技术加以运用的平庸的研究，实际上不仅无法实现方法、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有效结合，还是比较政治研究中人文主义传统与科学主义取向间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经验疏离与研究鸿沟

　　20世纪 50年代以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常被概括为非理论导向和方法贫瘠的，而其后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努力则往往先是表现为对宏大理论以及合乎需要的统一范式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对案例整体（而非一个个案例）的分析，以及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的定量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努力极大地改变了学科的整体外观，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的”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确立了某种“标准”，而经验层面的分析则在这一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疏离了。

　　（一）源于理论的鸿沟：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学科的理论化趋向，这种疏离先是表现为宏观理论及其运用之间的不匹配。20世纪 50年代以来，新国家大量出现，国家间异质性急剧增强，比较政治学需要一种新的路径将这些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模式——这种路径必须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性，还可以作严密、有效的推导，并适用于严格的比较检验。于是，对宏大理论的探索主导了学科研究，大量出现的新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学科的分析语言，使学科研究呈现出崭新的政治学的外观。宏观理论的大量出现或许可被视为学科健康与活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这种努力似乎使得学科研究重新回到了注重新术语的古代经院哲学，也由此带来了抽象概括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更在将抽象理论运用于经验现象分析时面临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空间维度是比较政治学经验维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界定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分工的重要依据，因而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也大多是某一地区（区域）的专家。在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狂热中，追求概括的普遍性、弥平空间差异对研究者总是充满诱惑力和吸引力，而“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则常常被忽略了。

　　（二）源于方法的鸿沟：经验分析与隐身的案例

　　对经验层面分析的疏离在日益流行的量化研究中常常表现为案例变得隐身甚至消失了。比较方法的运用意味着不同的研究策略，因而与比较相关的研究设计实际上总是与一系列选择联系在一起。譬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 MSSD）与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 MDSD）、大样本（large-N）研究与小样本（small-N）研究等，相对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和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选项既代表着不同的智力策略，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的分析层级与经验现象之间的不同距离，而研究者似乎也对其科学化潜力给予不同赋值，从而使得某种特定选择似乎比另一种选择在科学化方面表现得更具优势、更为出色。

　　1.变量取向的研究方法与被抽象的案例

　　科学的世界是变量的世界。比较政治学科学化的发展趋势似乎也意味着，将研究对象分解为不可再分的变量是研究的重要基础。“科学必须是用显微镜观察的，直至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语言本身也必须是微观的，科学必须转化为变量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variables）”。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对较多案例的研究很适于通过对所收集到的许多国家的汇总材料进行测量和分析的量化研究，因而接近于科学的实验方法。这种被称为“变量取向的”研究，有助于作出有说服力的推论，并可能识别出所谓的“反常案例”或“离群现象”，从而构建一般理论。但是，这种“变量取向的”研究不仅使政治学研究中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政治现象（如国家）在很长时间变得隐身不见了，也使研究案例被抽象化，从而常常导致理论（或命题）与经验现象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战后社会科学诸学科趋向科学化的共同目标下，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特别是研究方法及其规范运用日益受到关注。不同方法在研究特定问题时虽优劣互见，但仍不时会引发学术界的争论，也使研究方法的改进本身就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最受关注的有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长期争论虽未产生明确的结论，但很大程度上由于定量研究能够清晰地展示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也更便于教学和学习，而定性方法则常常并不显见，也缺乏明确的研究程序，从而使定量研究看起来更为“科学”。于是，在研究中定量研究似乎占了上风，但其缺陷（或问题）则被社会科学科学化或定量化的热情掩盖了。

　　2.量化因果推断中被平均效应遮蔽的案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科学诸学科科学化的努力似乎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方法改进和创新，追求各种智力策略，以促进理论生产。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不同方法之间的争论或竞争成为某种常态，而将特定方法运用于其中的现实经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种状况大体可以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不同方法的运用是为了寻求一般概括和规律，进而发展理论，而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则因“不科学”“不理论”而不被认真对待。结果是与经验层面的分析渐行渐远，也造成了因方法导致的理论（或命题）与经验现象之间的鸿沟。这种状况更在很大程度上使新的方法成为界定学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标准和依据，一方面使“如何研究”成为比“研究什么”更重要和更优先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使比较政治学常常陷于发现方法缺陷与弥补缺陷的困境。

　　跨个案的量化因果推断是比较研究的主要推理模式。这种推理实际上是一种统计推理，主要关注特定自变量X对因变量 Y的总体平均效应，而“这个平均值可能或不能应用于特殊个案”，因而特定个案在这种研究中并不能够得到解释。也就是说，“统计方法是估计干预对总体（或某一子总体）的平均效应，但不可能得到干预对个体的效应”。结果是，案例在量化因果推断中被平均效应遮蔽了——“人们可以不知道X在任何单独个案中如何影响Y，却可以知道X在总体中对Y的通常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环境或不同类型的情况下的影响，而对其在观察样本中的平均净效应则不太感兴趣。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量化因果推断使人们看到了一片森林，但人们对森林中的树木依然所知甚少。

　　三、为方法所困的学科研究

　　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是学科发展的常态。以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第一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为标志，经济学开始致力于发展严谨的研究方法并在不断趋向数理化的方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经济学研究中可接受的推理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不断提高，而精致严谨的方法也总是令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向往。

　　（一）经济学的数学化及其启示

　　今天，经济学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日益相似，在理论分析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工具，在实证工作中更是发展了复杂的数理方法和统计技术。总体上，以数学形式表述的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各种应用领域中“检验假设”的复杂应用，构成了经济学的核心。为此，经济学家常常因经济学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而感到自豪。

　　在学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方向上，现代经济学虽早已被视为其他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样板，但经济学的特殊性却常常被忽略了。尽管不同国家经济制度存在差异，许多研究结论在不同制度背景中也并不完全成立，但相对于其他学科，经济学基本上处在概念或理论可以无障碍跨国流动的“平流层”，如价格、工资、市场、通货膨胀等概念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自由穿行，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大多则必须面对概念及理论的跨文化（跨国）差异，比较政治学更是必须面对概念的“穿行问题”（the travelling problem）。

　　发展严谨科学的方法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特别是20世纪 40年代以来，其理论及方法论的发展更是突出表现为数学化（mathematization）。就如今天社会科学诸学科似乎将经济学视为学科科学化的样板，在 40年代理论物理学（theoretical physics）因其理论以极其简洁的表达涵盖了广泛的现象而被经济学当作难以企及的理想。其时，这一目标成为经济学努力趋向理论数学化的强大动力。但是，物理学并未完全接受数学的内在强制性逻辑，而是以实验结果和事实观测作为其基础，并使其为物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持续不断的检验。可以说，数学化使经济学获得了显著的学科优势：在其数学形式中，经济理论可以对逻辑错误进行有效的审查，使学科严谨性大大超越了其在30年代所能接受的推理标准。

　　然而，即便是令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艳羡甚至产生某种敬畏情绪的“数学化”，在经济学内部很早便提示了这一趋势所蕴藏的学科风险。因提出投入产出分析模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 1970年向美国经济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讲《理论假设和未观察到的事实》（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Unobserved Facts）中警告说，“对数学公式不加批判的热情，往往会掩盖令人生畏的代数符号背后转瞬即逝的实质性内容”。让他稍感安慰的是，那些热衷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将统计推断视为传统经验研究的补充，而非用新的方法取代传统方法。

　　五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A.戈登（Robert Aaron Gordon）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致辞中一开始就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这也成为其演讲的两个主题：其一，主流经济理论在不断追求日益增强的严谨性的过程中，牺牲了太多的相关性；其二，经济学家对制约经济行为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关注太少，没有经常依据这种环境的变化重新审视我们的基本假设，更重要的是回避了有关制度结构如何和为什么正在发生变化以及它将把我们带往何处的重大问题。

　　1990年，这一主题在经济学家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致辞中再次得到回响。在德布鲁看来，虽然数学化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但数学化的代价有时超过了它的好处。除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与罗伯特·A. 戈登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增加的数学运用带来的问题，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对经济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院派经济学家推动了学科研究推理标准的不断提升，但是相关实质性内容关注以及制度背景关注的缺失，即使是对“平流层”中的经济学研究而言也引发了学科内部的忧虑。社会学研究同样较早感受到这种研究趋向的影响。对于由问题驱动并具有跨国敏感性的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则更应对此保持警觉。

　　“方法至上”是今天社会科学诸学科共同面对的研究环境。对研究方法的关注远超对研究问题的关注，在50年前的社会学研究中就已渐成风气——新方法的完全可用性鼓励了它们的使用，使用者似乎不必确定其问题或发现是否值得关注。不仅如此，那些本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更大的理论复杂性的新方法、新技术，却被用作“神奇的帮手”，作为理论分析的捷径，甚至替代理论分析，而不是作为推进理论分析的手段。同时，学术期刊也“越来越倾向于发表实证研究，并且拒绝‘软’理论论文”。很大程度上，对严谨性的强调常常以理论和经验实质性内容的稀释为代价。在过去几十年中比较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方法论争论的焦点，这一事实使以比较方法作为学科重要特征的比较政治学似乎成为诸多方面争论的辐合点，使学科发展从不断改进的方法中获益，也难免为方法所困。

　　（二）壅塞的方法与稀薄的案例

　　政治学传统上就是一个受各种学术传统、诸多相邻学科以及相互竞争的理论影响的学科。二战以来，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经历了频繁变动的过程，不同范式相互竞争或有限度共存，提示了不同的理论以及特定研究方法。不同研究方法之间或有重叠和交叉，或引发了更多修正方法缺陷或漏洞的持续努力。今天，有关研究方法及改进的研究本身即已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科研究似乎有些方法壅塞了。

　　总体上，强化和提升推理逻辑是二战后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指征，也推动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过去几十年来，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出现和持续更新，主要是通过方法的改进来回应困扰比较分析者的两个问题：其一是比较分析中的“变量多、案例少”的问题；其二则是与数据挖掘相关的问题，即使用相同的数据来生成理论和检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使比较政治学成为一个相对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有着更多方法（论）需求的领域，而其实证分析方法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和评估。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许多争论聚焦于常见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定性方法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社会科学中的大部分专门知识都产生于定性研究方法。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中期，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一个有关定性研究方法和小样本研究方法的创造性研究和写作的重要时期，对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了方法论影响的诸多研究就出现于这一时期。此后，比较政治学领域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热情持续不减，并于90年代融入再次兴起的方法论讨论中。不同时期的方法论讨论提出了一些问题，也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某些重要的方法改进，但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有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争论虽然没有结果和定论，但定量研究作为一种晚于定性研究而出现的方法似乎更受关注和推崇。定量研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建立在对许多案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并通过表明许多案例间两个或更多特征（变量）的共变关系（covariation）来构建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的概念。其中，变量是定量研究者构建其概念的关键要素，定量研究常常使用相关关系（correlation）来描述两个可测量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模式。定量研究因其通过浓缩许多案例以获得有关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图景而具有非常明显的普遍性（generality）特征；同时，案例较多而不可能考察较多的变量，赋予定量研究同样明显的简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定量研究契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基本目标，如发现一般模式和关系，以及检验理论并作出预测。于是，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定量研究所进行的系统的统计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定量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统计方法、数理方法的引入，也意味着在比较分析中引入了严谨的数学推理逻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科的推理标准，包括定性研究的推理标准。

　　与此同时，定量研究常常牺牲了丰富的经验信息，使案例多但案例稀薄成为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不仅如此，就如研究者关注定性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一样，他们也日益意识到基于统计研究的因果推断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将统计学理念和方法运用于定性研究，通过尽可能少的案例和观察进行尽可能多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在推理的严谨性与案例的经验信息之间的一种平衡努力，也有助于经验分析的杠杆作用最大化（maximizing leverage）。混合方法（mixed method）以及后来出现的整合性方法（integrative method）打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壁垒，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方法的折中，也成为超越不同方法优劣之争特别是研究中的方法论困境的现实选择，但这种努力依然问题重重。

　　作为一种接受度最高且使用较为广泛的比较研究混合策略，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将深度案例研究与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意在将每一种方法的优势都结合起来，以使这种统一分析方法获得不同方法独立使用时无法实现的协同价值：统计分析可以指导深入研究的案例选择，为更深入的案例研究和比较提供方向，并进一步检验小样本研究产生的假设；小样本研究可对观测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合理性作出评估，特别是从离群值和其他案例中产生理论见解，从而改进相关测量。

　　今天，新的方法衍生出更多的新方法，并通过整合不同方法的潜在优势，以强化不同方法的分析效用。譬如，混合方法旨在融合大样本与小样本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案例分析的一种系统方法，不仅为定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程序，还可以作为确定性方法的实例。这些努力都意味着比较政治学研究不断提高的方法论门槛，也使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目前似乎生活于一个方法论的多元化天堂。

　　日益精致的新方法对弥合抽象概括与案例经验信息之间的距离似有所裨益，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的研究策略常常有系统的研究操作指南，这种程式化的风格一方面使研究变得机械和“八股化”，甚至由政治学学科曾经极力摆脱的“法理—形式主义”坠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方法—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则使研究者因拘泥于研究操作规程而由本来的思想者变成了方法工程师，使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思考格局被压缩在了由研究操作规程所塑造的狭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案例变得稀薄乃至消失，可能使学科研究变得索然无趣，也侵蚀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认知效力和学科魅力。

　　四、走出困境：现实主义与抽象的阶梯

　　在寻求学科研究理论化与科学化的过程中，经验层面的描述和趋近经验层面的分析都不再流行，也不受欢迎。相对于20世纪 50年代之前流行的非理论的、描述性的学科研究，这种状况似乎代表着学科研究的整体进步，但又令人不安。

　　（一）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现代政治学逐渐取代了传统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学院派形式主义的反抗。新的学科发展趋势表现为以“现实主义”和“科学”之名，向当代性和“事实”靠拢。1903年成立的美国政治学会对于塑造美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学科“进步改革运动一部分”，而对现实主义的追求也是当时大多数新兴社会科学进步运动的特征。学会创立者致力于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关注事实（facts），此时此地（here and now），以及正式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the gap between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realities）。

　　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1909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第四任主席演讲中促请政治学家“密切关注事实，不要在抽象中迷失自我……事实是首要的问题。要正确、清晰地把握事实，并且打磨它直至它像宝石一样闪光”。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政治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讲的题目就是《法律与事实》（The Law and the Facts）。他在演讲中讲道，“我把政治学当作对过程的准确和细致观察。通过观察，经验教训进入了意识的领地，转化为积极的目标，被置于讨论审视之下，经过筛选而以法律形式获得确定的形式”。美国政治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现实主义”运动（movement of “realism”）对于研究者把握他们寻求理解并加以解释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运动强调对细节的关注，相信通过分解一般概念可以获得对现实的理解和阐释。

　　现实主义运动还促进了大量有关政党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和过程的经验研究。美国及美国之外很多学者如帕累托、马克斯·韦伯、涂尔干、伍德罗·威尔逊、詹姆斯·布赖斯、格雷厄姆·沃勒斯、梅里亚姆以及拉斯韦尔等人的研究，都被认为是从制度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运动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二战后早期，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开始认真对待学科的“科学”问题，科学的形式则几乎不可避免地是一种非理论的经验主义（non-theoretical empiricism），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事实。这些研究虽可能使学科变得较为狭隘，特别是主要表现为对美国政治现象的专注，但这一新现实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学科研究在较短的时间摆脱贫瘠的法理—形式主义限制，将丰富生动的政治现实纳入学科研究视野，也推动学科进入研究范式的转型过程。

　　在学科发展早期，现实主义所引导的比较研究被认为是地方性的、个案主导的而非真正的比较研究，是叙事的而非系统的分析。相对于其后学科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及由此带来的推理标准的提升，早期研究不够科学，也缺少方法；但是，按照“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这些研究不仅是比较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特定阶段的特征，还可理解为学科知识生产的重要基础，或是知识生产链条（过程）的一个环节。

　　（二）抽象的阶梯：概念与分析层次

　　地区（区域）变量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诸多解释变量中的一个变量，在形式上表现为空间性的，而这种空间维度又常常成为比较政治分析的重要基础。因此，比较政治研究还涉及概念的抽象层次、比较分析的层次（地区或跨地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于是，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使用“抽象的阶梯”（ladder of abstraction）这一表达形象地展示了抽象层次与语言运用间关系的经验法则：抽象层次越高，语言适用的程度就越低；抽象层次越低，语言得到准确运用的程度则越高。“抽象的阶梯”揭示了比较分析隐含的逻辑特性。

　　“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意味着有意义的比较离不开精确的经验信息，而概念至为关键。概念不仅是构建理论的重要元素，也是收集事实的工具和盛放数据的容器——分类概念提供了经验信息的归档系统，准确概念的缺乏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数据收集的错误，而后续统计分析和计算机分析等研究方法也都于事无补。

　　抽象的阶梯提示了比较研究中概念的“穿行问题”，以及国家（案例）的数量、可用概念的数量及抽象层次之间的复杂联系。总体上，所要研究的国家（案例）范围与可用概念的数量此消彼长。观测的国家（案例）越多，可使用的共同概念就越少；观测的国家（案例）越少，这种研究就越具体且越接近于整体比较。也就是说，观测的国家（案例）越多，就需要越高抽象层次的概念，而否定性界定（definition by negation）则成为概念界定的恰当方式；观察的国家（案例）越少，概念的抽象层次也越低并表现为背景性界定（contextual definition），而中等抽象层次的概念适用于表现出较高同质性的地区内比较，概念界定的方式主要是分析性界定（definition by analysis）。在比较研究中，概念延展或概念变形（conceptual stretching, or conceptual straining）成为一个常见的问题，不仅会导致概念在新案例中的不匹配运用，还可能造成比较分析焦点的失落。

　　很大程度上，寻求普遍理论将学科研究置于难以克服的悖论之中，而缺乏信息价值的“过于普遍的”命题则是比较政治分析中值得警觉的风险。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的目的是控制（对变量的控制），而对理论适用范围的不适度的追求则常常使概念被混乱使用而无节制拓展外延，使研究者“只能在经验和理论的汪洋大海中浮沉”。为此，萨托利将在中等抽象水平上展开研究作为“补救之道”，从而将较高的解释力和精确的描述性内容、宏观理论和实证检验结合在一起。

　　二战后对比较政治研究非比较性、非理论性问题的反思，激发了研究范式、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发展，也使研究对构建理论和检验理论变得敏感起来。但是，伴随研究方法的日益复杂和“科学”，经验层面的信息在研究中却被隐匿和稀释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相关性也被大大削弱。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研究范式的急剧转型与经验维度的失落，使比较政治学的认知效用和分析效用变得黯然失色。为避免经验的模糊性（empirical vagueness），在可能的情况下，使概念的抽象层次尽可能低，是比较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建议。在比较政治学研究日益理论化与科学化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建议还可视为使学科保持其经验研究特性的一个标准。

　　五、折中的学科与中层理论

　　比较政治学本质上是本体论的，但认识论、方法论常常被作为对不“科学”的研究的救赎。与此相关，对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普遍理论的热情成为过去几十年来比较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折中的学科

　　尽管准实验（quasi experiment）研究方法今天已被运用于比较政治研究，但本质上“政治学只是一门观察性（observational）科学而不是实验科学”。1909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劳伦斯·罗韦尔（A.Lawrence Lowell）在主席致辞中明确反对尚未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因袭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他的这一警示早已提醒研究者应理性认识这个学科——认识其特性以及由其特性所决定的各种限度和不可能性，采取清醒的反完美主义的立场，从而成为一个有方法论意识的思考者而不是一个方法论意识过度的思考者。规范、科学的研究离不开有关方法运用的明确意识，但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追求完美的方法和方法的完美运用，其代价总是表现为实质性内容的稀释和现实政治相关性的削弱。因此，比较政治学研究似乎就成为严谨的方法与实质性内容及政治相关性之间一种谨慎的平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现实世界的急剧变化，以及学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复杂联系，所谓“地方性的”“描述的”等特征不应只被视为有关学科传统研究的某种概括，更应理解为学科知识生产链条（过程）中的一部分。寻求普遍理论代表着比较政治学过去几十年的重要努力，对因果推断的强调也成为学科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尽管如此，考虑到为因果论证提供经验证据的需要，强调经验知识包括描述性知识（descriptive knowledge）的积累是对学科研究焦点的重新调校。因此，在社会科学诸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时代，比较研究者应以较为平衡的方式回应创造和积累经验知识的需求。扎实可信的经验信息不仅是比较政治学学科认知效力的基础，也是知识生产（包括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以及不同研究方法所需要的数据基础。即使是在某种程度上已是“方法至上”的研究气候中，无论什么方法都不可能离开经验信息的数据供给。

　　经验信息与方法运用本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端或两极，但比较政治学学科研究状况隐约提示了现实研究中的这种紧张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是在经验信息与方法运用之间的张力空间，经验层面的描述性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为方法预设的因果论证提供支持，这些描述性分析更进一步提出了现实政治世界中值得在因果推断中进行思考的问题。对于比较政治学而言，从曾经充斥对经验描述和分析的压倒性偏好的一端，径直走向忽视经验信息而偏好方法的一端，不仅可能使研究方法的运用抽象失当，政治相关性急剧失落，甚至使以经验研究为学科特征的比较政治学发生异化——比较政治学成了不同方法（特别是新方法）的运用和展示平台，学科的认知效力和理论创造潜力受到抑制。

　　无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科科学化，还是理论维度上的普遍性，其价值只有与以国家为基点的经验信息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得以实现。“比较还需要对现实国家的考察。没有任何运用，对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就成了无源之水。这样‘无根基的理论’可以残酷地排斥现存各国的材料，以创造一种独立于任何可观察国家的、在逻辑上紧密联系的模式。如果可观察的国家的材料被随意地抽象，其理论则是没有根基的。乞灵程式化的事实或许可以创造逼真的感觉，但程式无法代替事实。”

　　方法（比较方法）本来是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比较优势，但与研究方法相关的诸多问题反倒成为学科脆弱性的来源——比较策略的确定（最相似体系设计与最不同体系设计）、研究方法的选择（定性与定量、大样本与小样本）、案例的选择等都是可能导致研究谬误的风险点。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光谱中，趋向中间位置基本上仍然是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立场。事实上，对方法论采取一种折中的观点（an eclectic view of methodology）被看作政治学研究取得进展的最大希望所在。

　　（二）中层理论

　　不同地区（区域）是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分工的重要空间基础。尽管地区（区域）缺乏社会科学家所珍视的明确性，其含义也常常随时间或不同研究问题而发生变化。不同地区（区域）可能意味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地区变量对某些特定问题的影响也可表现为离散的或连续的——在某些方面是相关的，在有些方面则并不相关。因此，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诸多理论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不同程度地携带着地区特征，表现出“有界概括”（bounded generalization）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研究者约束理论抱负不仅是一种理性务实的学术态度，也有助于弥合宏大理论与实际运用之间的鸿沟。

　　比较政治学在过去数十年中持续表现出高涨的跨学科热情，面对地区（区域）差异与普遍概括之间难以弥合的距离，可再次从其他学科获得学科参照。1947 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宣读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提出美国社会学构建统一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论文引发了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对学科影响深远的批判性评论。1949 年，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一著名概念。在他看来，原则上应用于指导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既不是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而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具有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即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

　　中层理论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化解经验与理论二分的困扰，因而对于弥合经验研究与理论概括间的鸿沟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理论虽因之被批评为一种“折中主义”，但正是其折中色彩与被视为“折中中心”（eclectic center）的比较政治学学科状况极为契合。过去七十多年来中层理论对社会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似乎也提示了比较政治学可在这一理论层次上实现理论创新潜能，进而推动政治学学科在理论发展方面的乐观前景。

　　多年来，发展中层理论还被认为具有其他方面的积极价值。在一些有影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看来，发展中层理论是可以终结学科研究中毫无新意也难以产生结果的范式争论的契机，从而避免学科困于范式话语而争论不休甚至出现分裂或停滞。事实上，中层理论已得到大多数比较研究者的关注，其中较为成熟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大多为中间层次的。

　　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是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评估和发展理论。不同理论代表着不同的知识视角，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认知效力离不开充分和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基于平均效应的信息及结论似乎偏离了经验知识积累的轨迹，由中层理论所提示的恰当的分析层级及合宜的方法选择，则有助于使比较政治分析通过将经验分析的杠杆作用最大化，即通过尽可能少的案例和观察作出尽可能多的解释。在这种意义上，中层理论还有助于比较政治学保持经验研究的学科特征。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氛围中，“方法至上”日渐成为一种流行，“纯理论的幽灵”（the spec‐ter of pure theory）也正四处飘荡并蛊惑研究者。学术进步特别是方法的持续改进早已带来学科研究中推理标准的提升，方法虽不能代替实质性研究，但的确构成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增强的对不同变量间强关联特别是因果关系的主张，更为方法的持续改进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比较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也已展示了研究与理论的复杂关联。

　　严谨的知识生产需要严谨的科学方法。很长时间以来，这一认识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或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中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更是导致被冠以“计算”的诸多社会科学新领域（如计算政治学）的出现。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似乎对新方法、新技术尤为热情，“数据”因而成为学科研究的关键。对比较政治学而言，数据质量不仅涉及数据及其分析方法的可信度，以避免落入数据陷阱，还需要关注数据与经验现象的“距离”。

　　回应时代问题和现实问题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关切。比较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驱动的研究领域，能够激发最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也往往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谜题。对于比较政治学而言，经验研究这一学科特征维度似乎为方法运用和理论普遍性设定了某种限度，而携带地区特征或基于其他特征维度的有限概括可能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和现实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用变量的语言讨论现实问题。比较政治学研究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维度也可在变量关系中用变量语言加以讨论。对于经验性社会科学而言，一项好的或合格的研究（Y）取决于研究问题、案例（描述性的和非描述性的经验信息）、方法、理论以及其他更多变量（X）。

　　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很难用链条图示加以概括表达，其间的关系可能是链式的，也可能是环式的。特别是，研究问题、案例、方法、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研究者常常忽视的内生性问题。譬如，理论在比较研究中具有多重意义或功能，一方面具有某种工具意义，即提供某种理论透镜——识别问题、选择案例、筛选方法等；另一方面则是研究的目的本身——评估理论，发展理论。于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本身就可能与理论相关，或产生于理论，而敏感的经验研究更可为理论带来力量。

　　渴望预知未来是一种基本人性和本能。社会科学工作者渴望知道什么将会发生，更渴望寻求如何改善预期结果。因此，预测的欲望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对于一项学术研究而言，问题、理论与方法都至关重要，而充分的有价值的经验信息是现代社会科学所致力追求的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前提。当现代社会科学声称是科学时意味着已经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即一切有效的知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及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社会科学理论所能提供的预测信息越多，潜在的证伪者就越多，其确证度也越高。高度的可证伪性意味着高度的可检验性。预测的信息量与预测被证实的概率成反比，却与它的可检验性成正比。“科学所需要的正是具有高信息量和高确证度的理论”。

　　在国内政治层面，比较政治学常常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评价而进入现实政治，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更在宪法工程学的框架中加入了国家基础性制度的讨论；在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仍是最重要的基本行动单元。因此，负载丰富经验信息的研究对于比较政治学学科的认知效力至关重要。负责任的知识观和负责任的知识生产需要在研究中关注案例（描述性的和非描述性的经验信息）、方法和理论之间的均衡，以此提升学科认知效力和学术研究的现实相关性，也使学科成为活跃的理论创新源泉。健康的比较政治学应该保持对政治制度本身的关注，对政治变革模式和方向的兴趣，对理论的承诺，重视经验知识积累又超越原始经验主义。单一国家研究与（新的）区域研究的回归，似可视为学科发展中找回经验维度的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初学科调整到80年代恢复，“完美”错过了二战后比较政治学充满变化的学科发展历程。这种错过不仅使学科研究一直处于一种“追赶”状态，也给研究者和学习者获得有关学科及其研究的恰当理解带来巨大的麻烦。在今天“方法至上”的时代，方法（尤其是新方法）常被当作学术时尚，有时还被当作快速追赶的捷径，但终究无法掩盖诸多问题领域经验信息的贫乏。因此，方法（论）维度和经验维度的平衡，对于在中国发展迟滞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尤为重要。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其间更经历了长时间的其特征被概括为“描述性”的研究阶段，因而在经验知识的积累方面似乎存在信息过剩的问题。事实上，现实世界不断变化，比较政治学相关理论也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而不同理论透镜则产生了不同的经验描述和分析，比较研究所需要经验信息的供给也应得到不断充实和更新。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我们熟悉并极力避免的片面、静止和孤立地认知世界的方式，寻求普遍理论、“看见森林”则可以理解为对抗这种倾向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作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学”的分支学科，在学科科学化与学科人文传统的持续张力中，比较政治学的魅力就是让人们看见森林，也看见树木。

　　（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