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开展的日益密切的学术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离不开语言这一特殊的桥梁。虽然懂汉语的国外学者越来越多，但在许多情况下，中外学者的交流还是必须依赖于翻译。这就产生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原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能否原汁原味地、信达雅地被译为外语，此其一。其二，这类术语被译为外语后，国外同行能否理解其本意。

　　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原创的一些术语，很难在外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因此，国外同行可能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尽管他们或许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Area studies（区域研究），在我国也称为“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其重要性大大提高，尽管很多小国家依然无人进行跟踪研究，中小国家的科研成果依然面临着“发表难”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差异并不陌生。那么区域国别学如何翻译？

　　在字面上，似乎在area studies 前加上the discipline（学科），就能使之成为区域国别学（the discipline of area studies）。但是，国外学者能否理解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之间惟妙惟肖的区别？他们可能会问：加上the discipline 就能使一种研究成为一个学科？这样的升格是不是太容易了？

　　“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许多人建议，应该将“亚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等研究领域改为“亚洲学”“非洲学”“拉美学”“欧洲学”“美国学”和“日本学”。且不论我们能否以此类推，将“沙特阿拉伯研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研究”“萨尔瓦多研究”“赤道几内亚研究”……升格为“沙特阿拉伯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学”“萨尔瓦多学”“赤道几内亚学”……可以肯定的是，如何将这些“……学”译为外语，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学科的“学”，在英语里有一个现成的后缀-ology。因此，“亚洲学”“非洲学”“欧洲学”和“日本学”大概可以被译为Asiaology、Africaology、Europology和Japanology。如果以此类推，“拉美学”可被译为Latin Americaology，“沙特阿拉伯学”可被译为 Saudi Arabiaology，“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学”可被译为Trinidad and Tobagology，“萨尔瓦多学”可被译为El Salvadorology，“赤道几内亚学”可被译为Equatorial Guineaology，……。当然，这些翻译能否被国外学者认可，却是一个未知数。

　　或许有人可以煞有介事地说，这个会议或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亚洲学”“非洲学”“拉美学”“欧洲学”“美国学”和“日本学”，而非常见的亚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和日本研究。但国外学者能否理解“亚洲学”（Asiaology）、“非洲学”（Africaology）、“欧洲学”（Europology）和“日本学”（Japanology）与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欧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和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之间的差别？

　　丝绸之路研究（丝路研究）的英译是Silk Road Studies。有人希望将其升格为“丝路学”，这一升格当然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丝路学”的英译依然是Silk Road Studies。可想而知，当国外学者看到Silk Road Studies时，他们很难知道我国学者讨论的究竟是丝路研究问题还是“丝路学”问题。

　　我国有许多邻国，因此，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周边研究”这一术语应运而生。此外，还有人希望将“周边研究”升格为“周边学”。且不论“周边研究”与“周边学”之间的异同之处何在，将“周边学”这一术语译为外语，委实比登天还难。

　　综上所述，在推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必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但如何翻译这些术语，如何使国外学者理解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并非易事。因此，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时，为了使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必须重视这些术语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