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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日涵(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威(马来西亚雪兰莪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
一个学者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过的事。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区域国别学要成为经世济用的学科,一定离不开实践,必须打通“任督二脉”,才能真正成为顶天立地的学问。
区域国别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笔者曾去过许多区域国别研究名家的家里做客。一般情况下,进了别人的家,你马上就可以感知到他研究的底蕴,一目了然地知道他是哪个领域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家中有该领域的各类书籍,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手办,都是他们去当地调研带回来的纪念品。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只是一个手办,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个旅行的故事,背后代表的是这些学者扎实的田野调研,以及调研背后的事情和由此而引发的理论思考。
我们应该明白,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国家之所以下大力气发展区域国别学,是因为大国长远发展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只是单纯的理论研究,更需要有深入的政策研究,需要能够随时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排忧解难,服务国家发展的大战略。
由此,一个学者要能持续输出思想,必须有长期的积累,这个积累不仅包括他读过的书,而且包括他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涉及到更为深入的田野调研,甚至通过“旋转门”的方式深入了解政府的运作模式,才能更有的放矢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区域国别有自己的门槛
客观地说,区域国别的深入研究,不可能是简单看一看、观察观察、研究研究就能感悟的;与此同时,仅仅专注“原理”研究,当然也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现在很多社会科学专业被人所诟病,脱离实际的原因之一。比如,我们的许多跨国企业,在驻在国深耕多年,他们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上,如鱼得水,更明白如何“找的上人,说的上话,办的了事”。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相对于缺乏田野调查的理论派,这些跨国企业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应该成为我们区域国别、海外利益保护专业的行业导师。广大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学者,也必须走出国门从事长时段的、深层研究,而不是每天传授学生书本上的旧知识,这样才更能促进学科的发展,让区域国别学科真正接地气。这个学科要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众所周知,在中国智库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旋转门”机制目前还不是特别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研究成果与实际有些脱节。令我们感到期待的是,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构建开放、竞争、流动的智库人才格局,建立智库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和人才“旋转门”机制,鼓励智库人才与政府部门、中央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
反观欧美国家,智库与政府的“旋转门”机制则比较成熟,一些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名家,很多都是权力中心的常客。道理很简单,实践才能出真知。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走出去”,“走进去”才能产生更多的真知灼见。只有亲历过,参与过,决策过,才能有机会真正形成有价值的学科感悟和学理认知,有了厚实的实践积累,才能有更深层次的学理突破和政策上的转化。时代在发生变化,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认知也应该发生转变。这个转变需要不同年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当然,这个转变过程注定不容易。
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打通“任督二脉”
在武侠小说中,要成为一流的高手必须能够打通“任督二脉”。毋庸讳言,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年龄的学科”而且更是“经验的学科”,很多事情只有沉淀了,经历了才能更好地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我们所提到的“任督二脉”,指的是“田野调研”以及“旋转门”。对于很多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而言,实地走访,深入调研是一个必修课。你很难想象,一个连白宫长啥样都不知道的学者,在那侃侃而谈美国研究;你也很难想象,一个连唐宁街10号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学者,在那深度进行英国研究。对于绝大多数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而言,田野调研是一个必修课,唯有在脑海中构建出立体的国家形象,才能对各种事情有深入的观察以及分析得出靠谱的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长期的蹲点,只有在研究对象国有不同阶层的充分人脉,特别是在学术圈你得有丰富的资源,才可能有更为直观的“体感”,才能获得最一手的信息,才能助力你更好地做出分析。
同理可证,“旋转门”政策也同样很重要,近些年有不少的学者到一些行政部门挂职、借调,深入了解政府机关的运作逻辑,帮助学者更为深入地了解整个行政的逻辑。大多数在象牙塔中长期生活的学者,包括笔者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了解都比较片面,很难深入了解一些事情的运作逻辑。许多在行政部门工作过的学者,都感叹这段宝贵的经历,这为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积攒了珍贵的经验,更有助于他们在写文章,以及进行对策分析时,有的放矢。诚然,现在很多学者抱怨的是要进行田野调研,囿于经费紧张,以及在出国管理上太过严格的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深入一线的长期调研,而且目前的“旋转门”机制,并不是每个学者都有可能获得机会,去体验去感受。因此,学界应该和政策界有更多直观的联系和沟通,相互之间打通这种桎梏,真正打通“任督二脉”,才能让区域国别研究迎来蓬勃的发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正是区域国别研究大发展期间,我们更应该重视“田野调研”以及“旋转门”机制的完善,才能真正让区域国别研究顶天立地,最终完成“树人”的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出更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