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和希腊作为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代表，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形成了持续滋养和启迪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重视文明的传承发展，愿意以开放心态从不同文明中汲取智慧，并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和全球文明对话应对共同挑战，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对古典学研究者寄予厚望，期望专家学者肩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推动文明传承和交流互鉴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和希腊的奠基性贡献

　　中国和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古代希腊被誉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其哲学、政治制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石。与此同时，古代中国文明则以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为核心，构建了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两种文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独立发展，却不约而同地在思想、文化和科技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中国古代文明在道德伦理、政治思想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道德生活、孝道以及尊重社会角色和关系，以此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孔子推崇礼、仁、义等伦理价值和社会规范，它们在后世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哲学的核心。这种对社会和谐与集体责任的关注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也影响了采纳儒家价值观的东亚文化。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保留更多个人自主的生活空间，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和道家这两种思想体系提供了互补的道德原则，两千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个人行为。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出了复杂的政治治理模式和官制体系，能够有效管理庞大的人口和领土。早期的精英治理原则后来在科举制度中得以制度化，发展出了基于才能的治理模式，有助于让受过经学教育和道德培养的知识阶层参与政治治理。此外，孔子倡导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来培养美德和智慧，这使得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创造了一个高度重视文教和学问的社会。

　　古希腊文明在哲学思想、科学探究、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奠基性贡献同样意义深远。古希腊哲人们发展出了比较发达的理性思维方式，并且开始了对自然领域的实证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思想家通过强调理性和知识探究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他们质疑传统叙事，寻求以理性而非神话为基础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这种对理性思维的关注引入了一种基于经验证据和逻辑论证的世界观，构成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基础。毕达哥拉斯在数学方面、希波克拉底在医学方面乃至后来的阿基米德在物理学方面都奠定了各自领域的基础原则。希腊科学家发展出了研究自然的系统方法，为后世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古希腊人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创造了史诗、悲剧和喜剧等体裁。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作品探讨了英雄主义、命运和人类情感等复杂主题。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关于人类处境的诸多洞见，建立了至今仍有意义的文学典范和标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历史学家开创了历史写作的先河，他们努力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和批判性分析来记录事件。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理解历史的新方式，即把历史作为探究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领域，从而影响了历史研究。此外，雅典城邦开创了较早形式的民主政体，尽可能让公民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还以理论的方式研究了正义的本性、国家治理方式乃至理想国家等问题。这些早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对后世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中国和希腊文明的交相辉映反映了人类共同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尽管两大文明诞生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受不同的历史条件影响，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对知识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两大文明在各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学术和制度方面的遗产，成为全球文明体系的基石。

　　对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视与开放态度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不仅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还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这一理念与“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念一脉相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包容的文明体。例如，在汉唐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广泛交流，丝绸之路是这种开放精神的象征。通过开放的对外政策，中国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元素，如佛教的传入和汉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代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同样秉持着开放的态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合作等方式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中国相信，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实现互鉴和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促进各国在共同问题上的协作。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现代社会需要从古代智慧中汲取力量。道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不应过度开发或破坏自然。而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提倡节制和适度，主张人类行为要符合自然之道。这些思想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描绘了一个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这种观念提倡包容与共生，为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和族群间的和平共处提供了启示。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公民的义务和公共参与被视为重要价值，这种民主责任观念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在应对不平等时，要重视协商民主，推动资源更加公平分配。中国古代强调“和而不同”，认为事物应和谐发展、相互促进，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强调“中庸”之道，即在极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面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这些思想提醒我们要在进步与伦理之间找到平衡，确保技术的使用不违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正是期望我们能够在历史中发现应对现代问题的有益思想资源。

　　古典学研究者的使命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对古典学研究者寄予厚望，鼓励学者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为文明传承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中西古典学的研究者尽管在研究领域上有所不同，但都肩负着加深对古代智慧的理解、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以及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中国古典学是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思想体系、艺术成就、语言文字及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其研究对象涵盖从先秦至明清的经典典籍、文学作品、哲学思想、社会制度和艺术形式，并且主要关注这些传统文化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西方古典学也是一个包含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尤其专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语言、文学、哲学、历史、艺术、法律和社会结构，等等。通过对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希腊罗马典籍、物质遗存、艺术作品等的系统分析，西方古典学致力于揭示这些文明的思想体系、社会价值和文化成就。

　　古典学研究者可以从多个方面开展工作，以促进对古典文明的深入理解和当代应用。第一，重视古代文献的翻译与注释。翻译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古典学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中西经典文献的翻译工作，让更多的经典著作被更广泛的群体理解和接受。在翻译过程中，研究者应注重对文化背景和细微差异的准确诠释，以确保古代智慧能够被现代读者深刻理解。例如，《论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经典著作的精确翻译和权威注释，有助于读者理解两大古老文明的思想精髓。第二，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古典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和西方的经典思想、哲学概念和文化现象，揭示不同文明的共性与差异。例如，儒家伦理和古希腊的伦理学在个人修养和社会秩序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而道家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在自然观上也存在类似的反思。通过这样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挖掘古典思想中的共通价值，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第三，促进跨学科研究。古典学研究者可以开展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从不同视角探究古典文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跨学科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呈现古典文明的方方面面，深化对不同文明的理解。第四，建立国际交流平台。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在内的学术交流平台的设立可以促进古典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基础。学者们借助这些交流平台，可以举办研讨会、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合作论文集等，以扩大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第五，推动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对话。古典学研究者可以探索古典智慧在现代世界中的应用，如探讨如何把儒家的“仁爱”理念、古希腊哲学中的“正义”观念乃至其他哲学和伦理思想融入当代公共政策、教育和道德建设之中。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古典学研究者也有责任向公众传播古典文化，举办讲座、展览、工作坊等文化活动，将古典学知识的精华带入大众生活。通过上述工作，古典学研究者可以让古代智慧为当代社会提供精神营养，并搭建起连接不同文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为我们深入理解古典文明的价值以及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启示。古典学不仅是回溯过去的一种方式，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加快、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古典学为东西方文明互鉴、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精神指引。通过推动古典学研究和传播，我们能够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与长久和平。中国和希腊两大古老文明在历史中交相辉映，如今再次携手为全球文明对话搭建桥梁，必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