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微观史学”在学界是个“出圈”的概念。它经常被作为理论与方法创新的醒目标签出现在史学科研和教研的描述中。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若想切实了解微观史学的理论价值，既要“祛魅”，也要“去熟”。

　　微观史学理论价值评定中的问题

　　其一，学界在分析微观史学的模式特色时，喜谈其如何“微”，少有深究其何以“以小见大”。成功的微观史作品擅从观念冲突强、情节张力大的事件入手。人们常乐于玩味微观史学所涉事件的特殊性，有时却疏于深入思考其研究者何以从个体奇事中得出有价值的历史普遍性认识。介绍性文字中往往只说微观史学呈现了个体小人物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言行，由此称其“反映了大众群体的真实状态”。可是，这个鲜活的个体真能代表人数颇多的大众群体吗？这由“小”到“大”的论证过渡是基于什么？能说清楚的人不多。

　　其二，微观史学经常被理解成一些更常见的具体性研究，以至很多读者难以从概念上辨清它是什么。微观史学多是针对底层小人物的主观言行，“自下而上”地反映旧时代群体间的观念冲突。可是，对地方社会进行系统性调查的地方史或区域史有时也被视为微观史学。地方史在研究模式和方法上与传统大历史一致，是从宏观上考察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结构和发展趋势，与微观史学的路径完全不同。还有人认为讲述社会小单元发展史的作品（如家族史、企业史等），或针对某单一历史事件（如一场战役、刺杀、政变等）的细节复原是微观史学。这种研究是就事论事的调查，与微观史学“以小见大”的研究特色有性质差异。如果将在范围上有所限定的研究类型都冠以“微观”之名固然可以，但却使微观史学的理论特色稀释在常见的史学类型中。

　　其三，微观史学被频繁地拉入各种新史学主题的探讨中，使之被赋予了过多的理论指涉，其本来涉及的问题却被遮蔽了。微观史学曾被描述为“叙事史复兴”的标志。可是细读其相关作品便可知，微观史中绝大多数篇幅并非叙事，而是对奇事背后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详致阐释。有观点认为微观史学关注微末琐事是放弃了历史的整体思考，因此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实践。可微观史学以“以小见大”为目标，何来放弃历史整体考察之说？“新文化史”的提法出现后，微观史学又成为其重要注脚。并不是说这些新概念和取径与微观史学毫无瓜葛，可如果后者本身尚未被廓清，频繁以东拼西凑的方式讨论其理论指涉，其独特价值就不能被有效地把握和应用。

　　醒目标签下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尽管微观史学在当代学术界享有盛名，但其切实状态可能与常见的介绍性文字多有出入。首先，在“以小见大”的鲜明特征下，各微观史研究的理论依据和论证逻辑实际差异很大。《蒙塔尤》仿照功能主义人类学，认为研究群体中的单一个体就可以知晓其他众多个体。《罗芒狂欢节》则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将个体活动视作社会宏观因素的微观演示。关于印刷工“屠猫”的研究则效仿象征主义人类学，将怪异行为作为文化符号进行意义解读。《奶酪与蛆虫》则独创了一套“例外反推”的逻辑，通过论证孤证何以具有代表性做“以小见大”的论证。不辨清这些作品间复杂的论证逻辑差异，微观史学的理论探讨就难到深处，模仿它所做的实践也只会敷于皮毛。

　　其次，一些微观史论证逻辑的合理性有待商榷。《蒙塔尤》将一个村子默认为14世纪法国西南地区数千个村庄的代表，但何以知道该村具有代表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其他村庄，作者竟没有分析或解释。

　　最后，微观史学的结论认知往往并不新鲜，有些判断仅凭日常经验就可想见。《奶酪与蛆虫》试图论证16世纪的意大利社会底层民众拥有自主的文化。作者意在借此破除以往文艺复兴史书写中对精英文化进步性的片面强调。可是，任何社会文明必然总是多元智识交融的结果。学界常赞赏《马丁·盖尔归来》体现女性视角，认为其反映了前工业文明时期法国社会的伦理观念。然而，对于一个婚姻有名无实、地位弱势无助、财产权利岌岌可危的女子而言，出于功能性考虑选择一个男人填补家庭的角色空白没必要大惊小怪。在其他历史时段和文明社会中，孤立无援的人也会有类似的做法。“屠猫”研究经过炫目的文化符号阐释，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不过就是工人阶级面对剥削敢怒不敢言。读者只有通过故意地忘记自己的常识储备才会觉得这种结论有价值。

　　微观史学未被关注的理论启示

　　微观史学多是聚焦底层大众，这也是史料观照的盲薄地带。因此，微观史学者总要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书写小人物的历史。如果史家无法通过有限材料确证一些关键环节，致使事实因果及其性质的判断都算不上坚实的时候，史家可以推断吗？如果史家无法确证事实的来龙去脉，在书写该历史时，如何保证自己是在如实叙事？实证求真是不容撼动的史学最高原则，但史料不足也的确是难以克服的客观条件。研究微观史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卡洛·金兹伯格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微观史研究中，史料不足的问题直接卡在调查论证的起点。那个女人在接纳假马丁·盖尔时，究竟知不知道他是假的？那个磨坊主如何说出那些与身份不符的进步言论，是受高人指点，还是基于大众文化的智慧？确认这些事实，关涉大历史的解释方向，但它们都无法通过材料直接证明。要么基于大胆的推论继续调查，要么放弃考察“沉默的大多数”的历史。戴维斯和金兹伯格选择了前一种策略。在他们看来，问题出在史学实证原则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史家毫无顾忌地走向虚构。他们意识到实证原则更多是在史料内容的确真实的情况下适用。而事实是，史学论证依据的往往是人为的主观材料。如果来源本身就不“实”，“实证”的原则就很难落实在实践中。微观史研究者揭示了实证原则的局限性，使从理论上探讨史学论证与推测方法的适用关系问题也较之以往更具现实意义。

　　基于此，微观史研究者也追问了如何在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保证叙事如实性的问题。在戴维斯和金兹伯格看来，如果史家承认历史解释难免与事实存在不一致性，那么就不应该以言之凿凿的口吻和看似连贯的因果陈述进行历史书写。他们设想了一种新型的历史书写形式，即如果不能保证材料的内容和自己的推理是客观准确的，那么史家就应该将研究中所有主观的因素都暴露在写作中。这是因为，史家的表述越是暴露调查中的主观取舍过程，读者阅读时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史料的复杂性和史家论断的选择性，他们的历史认知也就越能保证客观，这种历史书写也就越是如实。戴维斯的微观史采用了这种叙事，她称之为“历史实验室”，即在书写时诚实地交代基于主观材料产生的各种可能性推断，谨慎地不去左右读者的理解。金兹伯格总是将调查中遇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和“死胡同”向读者阐明，使之意识到基于现有材料，事实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知晓。

　　微观史学各种“以小见大”的论证本身其实并不成功，但在以此为目标的持续摸索和反思中，研究者触及了关涉史学论证基本原则的问题。他们就此阐发的理论分析和应对策略极富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