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月红（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孙英（安徽工程大学皖江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文明交流互鉴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数千年的人类文明演化史表明，失去文化主体性，文明交流互鉴就成为单一的复刻；缺失了文明间的对话，文化会因转向内在性而走向衰亡。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文明交流中确立的。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化就已经开始西向的对外交流，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所揭示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条文化传播带把中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连在一起，翻开了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互鉴的篇章。秦汉以降，中华文化与域外交流愈加广泛而频繁、具体而深入，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佛教东来，隋唐与阿拉伯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明代郑和航海远至西亚、非洲。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展现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文明对话交流中，中华文化博采众长，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原则确立了主体性，不仅历史上许多国家曾派出使者学习中华文化，尊称中国为“礼仪之邦”，而且外来文化在进入中国后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发展脉络。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文化保守主义者坚持“昌明国粹”，而文化激进主义者则主张“全盘西化”。两者在不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形成了敌对的文化阵营。事实上，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不是解决近代文化认同危机的良方。对此罗荣渠先生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表明，传统和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在激烈变革的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民族形式的文化来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构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

　　从实践维度看，全球化趋势下排斥他者的文明，无法巩固自身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特别是从17、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都纳入世界体系中。西方文明凭借坚船利炮迫使其他文明必须面对和解决与之“对话”的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明的优势打破了“对话”的平衡，导致部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单向度的“西化”，放弃了自身文化主体性。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个性中产生共性、多样性中产生统一性。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只有完成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才能真正确立。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文明只有在沟通、交融、冲击、回应、借鉴、批判中存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这一命题是中华文化在吐故纳新中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也显现出了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品格以及以我为主、海纳百川的主体特性。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主体性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纠偏中走出“西化=现代化”的逻辑困境基础上确立和巩固的。

　　从文明演化规律的维度看，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是解决文明生存问题的重要路径。“存在何以永在”是所有文明的本源问题，“跨文明状态是每种文明得以互动发展的最有效率状态”，所谓跨文明就是文明间的有效交流。每种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都是由相应的人类生产实践决定的，是当时当地人们共享的价值观、思维模式。不同文化禀赋和思维取向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路向。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是“不完美”的，人们天然对日用伦常的文化存在路径依赖。当一种文化演进中过度建构自我、识别他者，那么就会高筑阻碍交流沟通的墙，于是“文化变成了传统”，削弱了自身的创造力和活力。从文明演化的规律看，“文化自我中心论”是文明存续的大敌。特别是当下人类面临共同的气候问题、生态问题、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种文化或文明能够破解的，需要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近代中国衰落一定程度上与清末士大夫对传统文化持以傲慢和偏见有关，“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一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偏激走向“封闭”的文明，在面对西方炮火的洗礼之时，只能大声疾呼“开眼看世界”。在国家蒙难、人民蒙辱、文明蒙尘的时代，在从“天下—朝贡体系”转向“万国—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正是文明的交流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转型契机。在清末民初思潮激荡的文化交融互鉴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纷沓而至，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比较，并最终帮助国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之旅无不证明：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国。而这背后，离不开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学互鉴。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主体性也进一步得以彰显。也只有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才有依托赓续数千年的文脉而不断吸纳其他先进文明的优秀成分，进而生发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之花。

　　总而言之，文化的主体性绝不会在敝帚自珍中彰显，而只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巩固。中华文明自古呈现的开放包容、创新发展、多元一体的特性也必将在交流互鉴中进一步架起联结的桥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视阈下新时代幸福观研究”（23BKS13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