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亢楠楠（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前，我国正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就是要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保护起来。这代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模式，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行动协同治理的决心。

　　国家公园布局构筑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网络

　　自2015年我国正式开展国家公园试点工作，特别是2021年设立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以来，我国国家公园从试点探索走到正式设立、全面发展，建设机制和模式不断创新，构筑起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网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尽管国家公园试点和建设并非完全新建，而是整合现有资源，将之前较为分散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整合起来，但在管理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央直管和中央委托省级人民政府代管的两种国家公园体制，以及主体明确、责任清晰、密切配合的央地、部门、园地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了由“种草、种树、救动物”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转变。

　　同时，国家公园内的生态廊道、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生态大数据中心等智慧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能化、精细化。例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展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后，雨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的群体规模、家庭数量和独猿数量都实现了二十年来的成倍增长。作为中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推广“调查-监测-生境适宜性-生境连通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模式，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极大恢复，过去难得一见的雪豹、欧亚水獭、兔狲等频频现身。三江源地表水资源较多年平均值偏多33.7%，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309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平均增幅达6%以上，“中华水塔”坚固丰沛。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使国家公园成为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场所

　　除了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国家公园既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生物多样性更适应气候变化的先行者与探索者。

　　一方面，国家公园对生物多样性的系统化和精细化保护，是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通常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且具有更高的生物量和生产力，能够维持较高的碳储存能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尖峰岭生态站的监测数据显示，尖峰岭热带森林平均每公顷每年吸收固碳可达2.38吨，远远强于夏威夷热带森林每公顷每年0.6吨、非洲热带森林每公顷每年0.63吨和马来半岛热带森林每公顷每年1.24吨的碳汇能力。2024年7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举办了全国首例国家公园碳汇交易活动，以吊罗山片区的1万亩热带雨林金钟藤清除项目为基础，恢复林木生长、维持生物多样性，促进碳吸收和积累，该项目预计20年内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10.9万吨。

　　另一方面，在国家公园内开展的生态系统恢复、提升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等做法，是提升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提出要“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在全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下形成的国家公园布局，有助于打造统一、有序的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这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在摸索前进中还尝试将韧性管理体系融入进来，为建立更加完善的气候危机下的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机制提供保障。例如，2023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发布了气候变化监测公报，持续加强对当地气候变化及生态系统的监测力度，深化气候变化影响机理研究及极端气象灾害风险评估。面临未来中远期气候风险，国家公园也正考虑制定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及应急方案，提升韧性治理效能。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反馈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本身也就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与中国国家公园的使命不谋而合。反之，较大幅度的气候变化带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生物物种的丧失又可产生更多的碳排放，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24年10月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4》中指出，过去50年间（1970年-2020年），地球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丧失，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平均规模缩减了73%，气候变化就是其中的主要威胁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前执行秘书长大卫•库珀曾表示，将来如果全球升温2℃，那么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锐减数量将可能是升温1.5℃造成的结果的两倍。因此，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影响观测、减缓和适应措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未来举措

　　今年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6），通过了关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行动协同的决定，打破了几十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直各自为战的局面。中国的国家公园未来的建设进程也可为寻求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议程之间更高水平的协同提供更多机遇。

　　一是以信息共享为切入点，构建起协调互动的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系。打通国家公园建设、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政策壁垒，通过协同立法，增强法规政策支撑。强化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环境部及地方国家公园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搭建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信息在内的数据平台，破解资源碎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差距等困境，挖掘协同治理案例库，对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效果进行评估，为推进二者协同治理机制提供有效的数据和信息支撑。

　　二是以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力点，探索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多元化路径。推进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建设，加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监测，将生态系统碳库储量、“碳汇”现状及发展潜力纳入到保护修复治理体系当中。进一步落实国家公园“碳库”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推动国家公园 “碳汇”产品进入碳交易市场。全面融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理念，健全国家公园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构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估及应对办法，制定适应性战略。

　　三是以多方合力作为支撑点，完善国家公园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保障体系。成立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技术专家对话，推进生物多样性“固碳增汇”能力提升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摸清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投入情况，细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资金保障机制。提升国家公园管理人员综合能力，为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管理提供专业人才支持和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