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晗冰（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文化产业，在文化领域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向度的应有之义。人工智能和算法算力作为文化生产力的技术内核之一，可以通过数据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文化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加速文化领域新内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渠道的智能涌现。在文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建构中推进文化生产的智能范式革新，有助于打造数字文化经济新形态。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的范式特征

　　文化生产力超越传统文化生产力的质态跃迁，形塑了全新的数字文化经济关系和社会文明形态。文化生产力具有的精神生产力特征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厘清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的接续逻辑，实现文化现代化，关键在于催“新”提“质”。

　　一是智能平台及其附带的媒介化结构性力量嵌入和重塑深度媒介化的数字文化生产机理，开启了文化内容生态和传播型构的智能化叙事。大模型的发展体现了由静态文本生成转向动态视觉影像的智能美学范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重构时空秩序，视觉图像系统增强了数字文化所触及的形态感知。社交媒体时代用户内容生产的技术逻辑，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边界，呈现出数字文化生产“产消融合”模式的文化经济景观。

　　二是数据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打造人工智能机理，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创新文化新业态。其一，依靠我国数据资源和超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优势，智能推荐算法机制、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速了文化数据集聚的涌现效应，数字文化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其二，从公共文化领域到数字文化界面，文化数据要素化以及“数据要素×”效应的发挥加速了全要素创新性设置，实现了文化数据要素的良性循环流通。通过对文化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促进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文化数据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是通过产业革新、技术架构和机器想象超越虚实交互的移动场景来拓展文化空间增量，即突破具身不在场的时间规程，而存在于多元化的虚拟情境和“超级数字场景”。数字技术的移动可供性突破传统文化产业边界进而驱动内容生产和消费的数字场景化转向。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禀赋，盘活传统文化资源，形成文化新业态和文化消费新模式，实现数字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和技术应用场景迭代。

　　建构与之适应的新型文化生产关系

　　文化生产力内在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的建构。在实践中，一是要积极夯实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是数字文化生产、传播、流通、消费和分配的技术底座和新型媒介。文化生产的平台化趋势构成文化生态在数字时代的独特生成图式。媒介平台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其网络联动属性变革了文化生产的制度架构和文化产业的商业运营模式，需要从制度性维度规避平台对文化生产的权力配置。

　　二是打造新质态要素的文化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三要素的数字化升级。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主要表现在，生成式大模型、算力网络和算法成为文化生产的新型智能生产工具，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非物质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呈现；技术化和非实体化的文化生产资料激增；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文化数据成为新型文化生产对象。打造新质态要素的文化生产力需要挖掘文化数据要素的创造性潜能，优化文化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智能组合，促进文化数据生产要素成为重要劳动对象并推动其与其他要素的融合发展，实现数字文化生产过程的科学智能管理，从而为文化生产力注入数据新动能。

　　三是打造高素质文化生产者队伍，完善文化生产的体制机制。建构基于人机协作的智能社会的新型劳动分工。随着数字化劳动力平台的强势兴起，文化生产者被重新分配甚至替代。面对该挑战需要促进文化生产者知识技能的结构转型，培养掌握智能生产工具技能的知识密集型复合人才，同时注重培育数字时代劳动者的媒介素养；不断深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业化结构布局，推进文创产业数字革命，促进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和数字文化高质量产业集群，推进传统文化产业向文化战略性数字文化产业的深度升级。

　　协同促进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

　　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依靠文化生产力现代化这一重要推动力。以主流文化精神文化内容的丰富为数字技术提供生存土壤和应用传播空间，并施以价值认同、边界规制及目标导引。

　　首先，打造数字文化经济新格局，引导文化资本健康发展。把握以文化数据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文化生产力方式。新质生产力培育文化新兴战略性产业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支点。挖掘文化消费增长点，促进文化与经济、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新文化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加速文化数据由资源化、要素化、商品化、资产化、到资本化的进程，实现文化数字资产标准化发展。同时要培植数字经济决策思维，在社会主义文明的视野下推动文化、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联姻，赋予文化生产的现代生命力。既要发展资本、利用资本，也要注重提升驾驭资本特性的能力，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其次，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与跨文化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实质上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文化全球化模糊了各民族文化的对抗性和狭隘性。打破文明冲突的历史铁律来开创文明多样性，需加快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文明悖论的扬弃与超越。在智能传播时代致力于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全球文化交流新格局。为海外文化产品带来良好的感官情景体验，创新数字文化话语表达和叙事能力，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向世界阐释与推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主张、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升海外传播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最后，打造文化生产力的最优生态。加强数字技术攻关，缩小技术不平等带来的数字鸿沟和信息鸿沟，挖掘数字文化空间智能内容生成革命和文化传播等维度的可能性建构。文化生产既要适应并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因其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也迫切需要建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社会结构，以及所需要的主流社会观念形态和话语形式。摸索和夯实文化生产数字化未来的哲学基础，把握文化新质生产力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指向的学理内核，构建自主知识文化体系，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