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承昊（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基地研究员），杨昊杰（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其既是科技创新的高产地，也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更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战略引领力量。“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高校尤其是研究性大学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的内在要求，担当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主战场的特殊使命，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谋变之实，深化对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律研究和把握，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用自身治理现代化实践推动教育强国目标实现。

　　实现依法治校：研究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之策

　　大学治理体系作为教育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其既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又有基于自身组织与使命的特殊性带来的治理特性，由此大学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在保持自身特性和适应外部治理的张力平衡中赢得自身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变革。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其内在使命在于进行知识生产、学术创造和卓越人才培养，以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由此需要建立起扁平的非科层化的运行结构，革除学术活动行政化管理体制机制，通过学术自由探索与学术责任有机结合，鼓励创新研究、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学术标准而非市场化和行政化标准评判与衡量产出价值。

　　研究型大学需要不断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办学模式，改革重塑传统治理模式，明确大学具有的学术组织和教育组织的主体地位，将大学建设成为面向社会的依法、依规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为此，要不断强化研究型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增强其法律效力和约束覆盖面，使法治化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强化本科教育：研究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大学的第一功能和独特使命是人才培养，同国际多数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生源具有显著的国情特色。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受国际“威斯康星理念”和追赶大学排名的办学模式影响，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在实际的育人环节中也存在本科教育被淡化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趋于扩大研究生招生以匹配科研机构的建设需要，加之科研绩效和考核的压力作用，一线教师不得不将工作重心置于同研究生教育有关的事务之中。

　　为满足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后备力量，研究型大学需要厘清与专门的科研院所的职能定位，回归育人本位，立足一流本科建设，进一步加大对本科教育的创新探索。结合国内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可塑性高、学习能力强、基本素养普遍较好等“先天优势”，打破过于倚重课堂理论学习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拓展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升本科教学中通识教育和技术实践的比重，降低转专业壁垒，增强学生依据个人志趣和职业规划调整学业路径的灵活度，促使学生在多元探索中提升自主研学的内驱力。同时，依托项目、科研平台、研究团队或成果孵化等，将科研组织模式与育人方式有机融合，避免教师科研与教学“两张皮”问题，并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人力教育”和“人性教育”兼顾，扭转当前多数研究型大学存在的“本科高中化”等实际问题。

　　构建评价体系：研究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要立足我国国情特点构建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首先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尊重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共性规律，又认清我国战略发展需求，紧扣时代契机，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打造具有创新引领特色的评估指标体系。

　　其次，需要转换理念。实施大学评估的初衷是为高校发展“把脉”，调适办学方向和提升办学质量，因此需要高校制止以往为应对评估而人为推动的学科“马太效应”和“羊群效应”，避免教育资源分配失衡问题。

　　再次，以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研究型大学建设和评估的逻辑起点，重塑自身发展的“坐标系”，并基于此展现和提升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而非刻意迎合英美国家的大学排名评价体系。

　　最后，立足各学科特点，构建分类分级的长周期评价指标。专业科研、人才成长和学生培养等均有显著的学科属性，对此需要因专业施策，为优秀师资成长发展搭建起长周期的宽容环境，以“质”为导向引领各学科实现内涵式发展。

　　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从蛋白质结构分析与设计、数学理论与模型构建，到文献快速合成或研究论文撰写，人工智能技术已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广泛渗透，促使教学科研智能化转型，并由此导致当前建立在数据要素基础上的以人为主体的科学研究范式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驱动的科研范式转变，人工智能这一科研辅助工具将可能发展为科研特殊主体，甚至在部分学科中已表现出自主科学发现的能力。我国研究型高校应把握先机，超前布局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的跨学科培养，同时基于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趋势，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而进一步提升科研组织化水平。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尚有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且这一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因而，研究型大学需要基于自身的学科建设优势，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在数学、物理、生物、化学、材料科学、地理科学等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领域的融入，超前布局，拓展人工智能的赋能效能，进而创新多学科协作和未来人才培养。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分析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趋势，未来人才的价值发挥将逐渐从问题的相关性分析向相关性和因果性分析结合转变，即人工智能愈加发挥替代人的经验的作用。这就促使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育人目标发生重大变化，传统教学需从“知识导向”向“素养导向”转变，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思维、跨学科学习和自主学习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所以，我国研究型大学需要适应未来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这一要求，对教学目标和教学手段等做好系统性重构的预案设计。同时，在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布局中，还需积极搭建人文社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通渠道，实现跨界融合，深化数字人文研究。尤其智能软件、数字治理、计算社会科学、智慧健康等领域同法律、伦理、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以人类价值观要素融入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耦合，创新人工智能的生成范式和投用场域，以安全可控、可持续、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正向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结合点，是重要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亟需以治理现代化升级催生新的学科组建方式、学生培养模式、自主评价机制、科研创新范式、教师乐业爱生与学生自主研学的校园生态，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立足“两个大局”，大国博弈表现为科技较量，关键是人才之争，根本是教育之争，对此研究型大学必须要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定位，坚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时刻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展现自身的价值和贡献。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24年度课题“新时代青少年学校、家庭、社会合育问题与机制研究”（批准号：2024B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