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彦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宣传部部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冈白驹（1692—1767）字千里，江户中期古学派儒者，师承荻生徂徕学派。早年习医，后转攻儒学，以经学注疏与白话小说译解闻名。其一生致力于古代经典注释，著有《孟子解》《周易解》《尚书解》《荀子解》《春秋左氏传觽》等，尤以《春秋左氏传觽》为学术代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虽以朱子学为官学，但古学派主张“回归原典”，反对空谈义理，强调通过训诂考据还原经典本义。冈白驹的学术实践植根于这一思潮，《春秋左氏传觽》广泛征引汉唐至明清诸家学说，融合中日学术传统，体现江户汉学由宋学向清学过渡的特征。

　　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以杜预的注解为底本，既肯定其价值，又针对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和批驳。时代变迁导致经典文本产生“历史距离”，杜注中一些原本无需解释的内容变得晦涩难懂。冈白驹通过补充历史背景、分析具体语境，对杜注中未尽之意或语义不明之处进行深入阐释，同时对杜注的错误之处进行批判性分析。冈白驹展现出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他倾向于以《左传》中的事例材料来支撑自己的注解，同时，对于《公羊传》《榖梁传》，以及同时期的其它材料，他也予以取用，体现了跨文本与跨学科的考据方法。

　　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其学术上承袭了荻生徂徕的“古学派”思想，在对《左传》的注释中，冈白驹深研杜注，但不拘于对杜注的阐释，而是在批驳中取其精华，体现了疑经精神的发扬，此外，其注释汇集百家之说，博证贵创，亦反映出其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梳理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注释特点的学术意义，对于我们管窥春秋左传学对日本江户汉学的影响，以及春秋左传学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学术价值都有重要意义。

　　江户汉学“疑经”传统的深化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巩固统治，确立了朱子学作为官学，以强化社会秩序和阶级制度。朱子学的君臣、父子伦理与幕府的统治理念相契合，被立为官学，其他学说则则被斥为“异学”，加以禁止。德川幕府通过昌平坂学问所等教育机构推广朱子学，随着教育成本的降低，平民教育得以普及，促进了儒学研究的多元化。同时，江户初期的朱子学一味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缺少个性，学者解经也很少阐发自己的见解，一些《经》学注疏之作显得单一、刻板。一些学者渴望出现新的思想体系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各种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与支持朱子学说的声音此起彼伏，以至于涌现出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各抒己见，形成了江户汉学的独特风貌，如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等。而冈白驹就属于荻生徂徕一派。荻生徂徕，作为江户时期古学派的创始者，他对于当时立为官学的朱子学派持反对态度，认为治经作学应追溯古义，回归原典，深入探研经书典籍的原义，而非以今文研古言。古学派的理论主张对日本汉学影响极大，其学术主张在日本汉学有较大的受众面，其《论语微》中云：“然吾所谓古言，推诸古书，一一吻合，例证甚明。”

　　从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中，我们可窥见徂徕学派学术理念对冈白驹的渗透，冈白驹在治经中，重视以《春秋左传》中本身的事例作为其解经注传的依据，有时以二传（《公羊传》《谷梁传》）为辅，以春秋三传的内容注解经传、杜注，同时，他还擅长引用时代相近或相同经典文献作为论据，如《周易》《诗经》《孟子》《尚书》《国语》《周礼》《史记》等，皆兼收并蓄，以为论证参照。这种方法体现了鲜明的古学派色彩，及其对徂徕学派的承继。冈白驹的师承关系还可追溯至冈岛冠山，冈岛冠山曾任荻生徂徕的译士，与荻生徂徕关系密切，故而，其与荻生徂徕相互之间影响深远。冈岛冠山编写了许多汉语教材，如《唐话纂要》《唐话类纂》《华音唐诗选》等等，此外，冈岛冠山还翻译了许多中国小说，如《通俗皇明英烈传》《太平记演义》《忠义水浒传》《通俗忠义水浒传》等，较早将中国的小说传入日本，对冈白驹等日本汉学家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如冈白驹就著《水浒传译解》一书以解释《水浒传》中的字词，对日本汉学有重要影响。

　　清学东传与日本考据学的兴起

　　冈白驹的注释实践与清代考据学“贵创、博证、致用”三原则高度契合。其广引顾炎武、毛奇龄等清儒成果，推动日本汉学从朱子学的义理空疏转向实证研究，成为江户学术清学化的早期范例，这种学术转型为“疑经”精神的发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疑经”精神自唐即有之，于宋代为一潮流。“疑经”即以怀疑之目光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经典，疑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疑经之作者，其二则是疑经之文，其三为疑经之注。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虽以杜注作为其解传之底本，但对杜预之说并非全盘接受，其中充斥着许多批评之语，如“杜注非矣”“杜注迂矣”“杜注臆说”以及“杜注训误”等。这既受清代以来学术风气影响，更体现其强烈的怀疑精神与疑经意识。同时，冈白驹还继承汉以来其他学者之说，兼收并取，罗列以备，对其中错误之处加以驳斥，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僖公元年传》：“夫人氏之丧至齐”，杜注解为：“不称姜，阙文”。冈白驹则驳斥道：“经不称姜氏，杜为阙文谬。公谷二氏以为贬，得之。若经果阙文，传则当称姜氏。传例虽经之所不载必详之，今传亦称夫人氏，岂有经传两阙文哉？”姜氏为哀姜，被齐所杀，鲁僖公请其尸还。因哀姜曾与庆父祸乱鲁国，而其又为小君僖公之母，故鲁国史者对其褒贬颇为含蓄，《左传》不称姜氏，杜预以为阙文。冈白驹则参考《公羊传》《谷梁传》之说，并取《经》《传》各为之证，证实了杜注之谬。

　　冈白驹对《左传》经传原文以及杜注的怀疑精神，源于其对经文及杜注的尊重与严谨探讨的学术精神。“疑经”往往源于尊经，正如叶国良在《宋人疑经改经考》中所说：“窃尝为宋人疑经，所以尊经也，疑此经，所以尊他经，疑此经一部分，所以尊此经之他部分。”因此冈白驹一方面广泛批评杜注，另一方面仍选杜注作为其注释及解经之底本，并广泛引用杜注进行详细解释与阐发，这反映了其在批判与吸收之间的学术取态。冈白驹的《春秋左氏传觽》较早展开对杜预注的批驳，其疑经精神为江户后期春秋左传学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江户春秋左传学从深研到通经致用的发展路径，为江户之后日本春秋左传学大规模研习做出了贡献。至明治时期，竹添光鸿的《左传会笺》继承了冈白驹的疑经精神，同时荟萃诸家精华，旁征博引，对杜预注匡谬驳正，层层批驳。安井衡的《左传辑释》亦受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影响，其《左传辑释》采撷百家，补正杜注，其疑经的学术主张在其序言中也有鲜明表现，序中云：“杜氏之释经，……又喜废故训以逞臆说，……輓近则实事求是之学兴，原故训，据文义，博引广证，以正其谬”，表现出其治学解经中的疑经态度。冈白驹的《春秋左氏传觽》是日本江户时期左传学治经道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日文化交流的双向透视

　　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充分体现出清代学术的典型特征，他不仅在对经传的阐释中表现出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前人学术成果也充分吸取。在《春秋左氏传觽》中，冈白驹充分承袭前人之说，对于杜注所解不明之处，他常罗列各家以备之，汉儒之解传，宋儒之义理，清儒之考据，皆为其予取予用，不拘一派之辞，供读者参考比较。如《传》文“风马牛不相及”杜预注为“末界微事”，冈白驹其后罗列郑玄、马永卿《懒真子录》之语与元诚先生之言，为杜预注解。自汉以降，经学研究便有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分，今文学派更重义理之阐释与分析，以何休为其代表，解经多以《公羊传》为底本，重视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更重事例之分析，重视还原历史原貌，以及对重要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考证分析，解经多以《左传》为其基础。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虽以《左传》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为其解经之本，但并未忽视《公羊传》的学术价值，常援引《公羊传》之说以补充丰富其论述。如庄公二年，解杜注：“庆父，庄公庶兄”，就援引《公羊传》：“公羊以为庆父为庄公母弟，故云”，冈氏此处就以《公羊传》为之证，以解杜注。如此可见，冈白驹解经并不拘泥于一派之说，而是合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大成，这种跨流派的学术取向，不仅丰富了其对于《左传》的解读，同时也反映了其经学研究中的清学风貌，同时也为后世的日本春秋左传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江户时期大田锦城关于《左传》的著述中就可见其尊崇清儒的学术取向，其注疏取法百家，兼治今古之学，同时具有较强的考证色彩。竹添光鸿的《左传会笺》亦可见明显的清学之痕迹，《左传会笺》序中云其参考过二十九本书，其实远不止此，其对《左传》的注疏参罗百家，三传并取，集今古学家之大成，同时，其注疏中闪烁着经世致用的光芒，有清学考据之风。安井衡《左传辑释》也具有浓郁的清学风范，其著作撷采百家之说，今古并用。因此，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中所折射出的考据倾向，是日本汉学由宋学向清学转变，由义理转向考据的发展态势的一个表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雅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为2022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辞令比较研究》（GD22CZW02）的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