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庆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态环境问题正在跨越国界，构成我国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背景。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各类不可逆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对全人类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考验。既有的传统治理模式无法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层面实现治理转型，更未能从本质上调和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有别于西方环境伦理讨论，通过重塑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创造性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情境下，有望成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革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形成协同化、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实现生态环境的“无差异优化”建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之路提供启示及经验借鉴。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文明理论演进

　　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高碳排”和“高污染”导致了本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系统失衡，已非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依靠自身所能解决。以气候变化为例，作为全球面临的最大生态环境危机之一，气候变化问题在西方社会的议题建构，正在从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以党派利益为核心的气候政治。而在其治理路径设置上，无论是生态自由主义还是生态社群主义，其背后所涉及的西方生态环境伦理学讨论，在本质上仍囿于相互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环境协同主义”等理论范式。

　　“人类中心主义”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主张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利用和改造，在人类自身发展需求的历史维度上具备合理性。与之相对应，“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非人类存在物的非工具性价值，旨在用道德来约束人对于自然的滥用和破坏。“环境协同主义”则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构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理想化和谐生态系统。然而其理论构想中的“协同主义”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优于环境保护的现实境遇下，缺乏有效的实践支点。因此，西方生态环境伦理从本质上反映了以资本为核心的对自然无节制索取的现代化模式，认知局限导致其从本质上无法消解主体中心主义的一元交往范式，资本的逐利本性也无法使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理性化。

　　相较于传统西方生态伦理学，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中将自然视为工具的观念，克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困境和实践缺陷，超越了“环境协同主义”中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利益共存共生的叙事。在重塑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解决当下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南，更是在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为革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内核既包括社会正义视角下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的合理分配问题，也包括生态哲学视角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其中，社会正义角度所关注的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的分配问题，核心涉及人类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分配公平性，这既包括代际正义，也包括国际正义。而种际正义则超越了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在生态利益与责任上的平衡，将人类视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重点关注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尊重自然规律，与其他物种共享自然资源。相较于西方语境下的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义观在重构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共同体价值观，统合了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为己任，从理论本源重建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

　　同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愿景为重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实践指明了方向。当前全球环境治理转型面临的领导力赤字、公共产品赤字和集体行动逻辑等困境，充分体现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传统环境治理体系亟须构建新的治理范式和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呈现出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探索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新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支点，在人类面临共同环境挑战的紧迫时刻，中国从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格局的构建者和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绿色国际合作模式的引领者。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反映出，只有构建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国际伦理和环境伦理，才有可能形成超越西方环境伦理的国际共识，将生态环境治理的视野从区域性环境污染转向全球生态危机，将生态环境治理的支点从局部性“修修补补”转向对全局性发展路径的重构。

　　新生产模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两个维度

　　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系统性革新的重大探索。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下，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路径，旨在通过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利益的共存。其中新生产模式作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的核心，驱动经济和环境之间实现动态耦合。新生产模式强调绿色生产力的重要性，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和重塑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污染物的减少。特别是新生产模式通过核心颠覆性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力生成创新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智能制造的根本性转变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持续优化，体现了对传统生产模式的根本性超越。

　　首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作为智能制造的发展核心动能，以信息技术革新为动力，依托新型信息网络架构，旨在满足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使制造业在新生产模式下形成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和综合性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特别是通过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布局与应用，新基建不仅为制造业系统性升级了信息传输基础设施，更促进了数据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高效利用。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实现了对制造业的全链条数字化改造，而且加速了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通过对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监控和调度，有效优化了能源利用率，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因此，新基建不仅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同时又体现出技术升级、数字产业革新、绿色低碳环保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以新基建为载体的新生产模式有助于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其背后则意味着制造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往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往往重量而轻质，在强调做大规模的同时，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问题也不可避免。新基建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依靠绿色低碳创新型技术重塑供需关系，以定制化、集约化为路径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效应，为实现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数字化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进步趋势，将传统制造业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产业完美融合，打破了传统技术造成的环境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较低的阻碍。新基建以其智能化、共享化和平台化的特征，通过“数据+算法+算力”的深度融合，为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实现路径，通过推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了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使得生产方式更加高效、环保。其中以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极大优化了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方式，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生产环节的大数据分析更有效实现了供需精准平衡，在助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降低了生产要素的浪费。同时，新基建通过实现区域间、行业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了区域间、行业间的协同发展水平，为构建现代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不仅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持续优化助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构。传统观念往往会突出强调制造业具有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特点，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来源，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服务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碳排放均在显著增高，并且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在能源效率上依旧存在着巨大不足。因此，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转型在当下显得十分必要。当前，以数字经济为抓手赋能服务业进化为现代化服务业，正在助力中国式生态环境现代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应对服务业能源效率较低问题方面，与数字经济息息相关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低能源效率主要因“信息错配”而导致服务环节供需不匹配形成要素浪费。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既缩短服务与消费之间的距离，提高信息匹配效率，又通过数据分析实现供需双方信息精准刻画，打造个性化供给模式，为服务业整体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我国正从基于经济发展导致的污染防治，全面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性修复的“耦合协同”。特别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构建，揭示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只有依托生产力革新与科技进步，才能突破环境资源的约束，以科技创新撬动传统产业实现“零污染”“零排放”的结果。

　　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我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碎片化、区域化的困境，转向协同化、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即实现治理体系的生态环境“无差异优化”。如果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全体系重塑”是因，生态环境的“无差异优化”则是所追求的治理之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观视角，生态环境“无差异优化”的政策追求，旨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和协同化水平的全面提升，以生产力全面提升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基础，以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降碳”“减碳”协同为导向，最终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当前的生态环境治理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理论意涵和实践路径。通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我国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还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发展观，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