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禄（外交学院）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涉外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引。涉外院校需立足“两个大局”交织的时代语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既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国际人才。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双重变奏，涉外院校肩负着培养新型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历史使命。这类人才至少应具备三维核心素养：战略思维上贯通民族复兴与世界发展，既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又具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治理智慧；能力结构上实现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双轮驱动，既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又善用跨文化叙事讲好当代中国故事；价值取向上平衡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既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又具备多元文明对话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从“天下为公”的治国方略到“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等等，这些文化基因不仅是解读中国道路的精神密码，更蕴含着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的思想力量。

　　然而，当前我国文化转译能力尚未达到与文化底蕴相匹配的阐释张力，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对于精准传递中国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仍存在一定差距。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叙事为例，若能在阐释过程中有机融入中华文明崇尚和平的精神基因，如“协和万邦”等我国古代外交智慧，将显著增强理念阐释的文化说服力；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解读层面，目前更聚焦于经济维度的解析，可以充分激活古丝绸之路承载的跨文化文明对话记忆，更加强化中华文明自古秉持开放包容特性的实证支持；而关于“小康”概念的诠释仍较多囿于物质生活层面，若能结合“民为邦本”这一贯穿我国古今的治国哲学，在话语解释力上必将绽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光芒。诸如此类关键性文化要素的转译缺失，不仅制约中国故事的完整叙事，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常出现结构性偏差。

　　尤其在数字文明时代，文化转译已超越语言表层转换，更需要构建贯通政治话语、商业逻辑与技术伦理的立体转译体系。以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球为例，其通过技术载体创新演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东方哲学内核，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数字时代的世界通用语言。这种深层次转译机制要求复合型人才既需驾驭大数据建模、虚拟现实引擎等数字叙事技术，更要具备文明基因解码与跨文化价值重构的双重学术视野。

　　而当前人才培养机制在跨学科思维训练和数字叙事能力培育方面仍显滞后。新时代涉外院校要系统构建“三维一体”的文化育人机制：在课程体系维度，打造贯通“中国哲学智慧”“中华美学精神”“全球治理伦理”的传统文化课程群，促进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通；在实践养成维度，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室还原历史现场，使文化认知升华为文化自信；在学术创新维度，设立交叉学科，培养既能解码“何以中国”、又能阐释“中国何以”的复合型人才。

　　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呼唤人才培养模式革新。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人才还很稀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3年报告显示，中国在国际组织高级职员中的占比仅为4.2%，远低于美国（21.6%）和欧盟国家（37.4%），这种结构性失衡直接削弱了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中国话语权，如在2023年达沃斯论坛数据中，中国智库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的贡献度仅为12%，在气候谈判、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常陷“失语”困境。涉外院校亟需将国际法前沿、数字文明伦理、气候政治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嵌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在气候变化、国际冲突等领域的合作解决能力。例如，通过模拟联合国、国际组织实习等实践平台，强化学生运用中国智慧参与全球治理的使命感。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明对话的平等性与互鉴性，指导涉外院校突破“语言工具论”局限，构建“语言+文化+价值观”融合的培养模式。例如，在外语教学中融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比较研究，推动“中文+专业”双向赋能，培养既能精准传递中国主张，又能有效对接国际规则的话语转换能力。

　　新时代对涉外院校国际人才培养赋予新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涉外院校文化育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涉外院校应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创新文化育人的方法和模式，培养兼具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扎实人文积淀、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卓越的跨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文化思想研究”（3162022XSX04），外交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