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向何处去

2008-06-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有人说诗歌无法被翻译，尤其是中国诗歌。这一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我们能像处理我们的母语那样深刻、流利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我们只能通过翻译进入该语言的诗歌。没有了翻译，不说其危害，诗歌的大

陆将对所有读者关闭。尽管我们无法完整地翻译一首诗，但诗中某些东西常常是可以被翻译的。假设将原诗作者的母语换成目标语言，他或许会以同样的诗意冲动在目标语言中写下相同的话。不是脚注，也不是阐释，而是诗活在语言之中。我们这样想想也许会有所帮助，在一个人母语的写作和谈话中就已经融入了最基本的翻译行为――从思想到词语。很简单，就是说，它发生在我们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或者闲聊的时候。而当我们设法将最佳词语以最佳顺序排列时，这种情况则会减弱。说到这，我应该为我将文化差别排除在外的异端观点忏悔，但人类的境况毕竟相同，无论你来自哪块大陆。因此，原诗中可译的那个“东西”可能是非常丰富的。跟许多中国诗人的交谈让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认同我的观点。这就是为何多数讲汉语或少量英语的诗人不仅熟悉里尔克、勒韦迪、米沃什、洛尔加、洛威尔、聂鲁达的诗歌，而且本人也积极地从事翻译工作。

我想起了与一位中国学者的对话，他从事18世纪英国诗歌的研究，是个典型的古典主义者，宣称阅读某位著名的中国当代诗人的诗就像阅读西方诗歌的中文译本。我从年轻时就热爱中国古诗，完全是通过英译文，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倒像是个无意识的赞美。我怀疑他是否了解，在庞德之后有多少美国诗人穷尽其能想要写出像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诗那样的诗句。尽管中国最出色的当代诗人多少还保留着中国式的敏感，但他们的参考系则不可避免地趋于国际化。很多诗人曾在国外旅行或者旅居，他们属于正在形成的全球语境下的诗歌的声音。正如西方诗人跨越国界的阅读，中国诗人也一样。

中国诗人也在挣扎着寻找这样一种语言：能够与更加接近当前的存在进行对话。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像西方那样，挤满了高速公路和忽隐忽现的车辆，离唐朝的丝绸、亭阁和蓑衣相去甚远。离2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与西方诗人的处境相同，他们希望在消费主义蔓延的氛围和电视信号传播的腐味之中，为想象的头脑留出空间。他们被企业、广告无穷无尽的欺诈所包围，意识到诗歌的声音愈加边缘化了。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短，能够察觉当下诗人风格上的一定差异。其中，一些诗人的措辞相对正式、抽象，或极具讽刺意味。另一些则把平常的生活和朴素的语言看作合理的艺术地带。还有一些对语言的假定性提出了质疑，觉得意识本身就不可靠，只有迷失足以反映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真想拿美国诗人与中国诗人进行一种无益的比较――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弗洛斯特、甚至阿什贝利，而这又不可救药地将一切简单化了。实际上，中国有许多严肃、优秀的诗人在不同的阵地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一个健康的诗歌环境中难免存在战役和冲突，或在两代人之间，或在学术上，但我相信，近年来，不同的中国诗人看到了彼此间更多的共同点，日益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逐渐退到他们的艺术兴趣之外，无论其标签或滋味如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方写诗的同行并无太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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